在今天这么一个很正式的场合，我想先聊聊一个可能不是太正经的话题，想和大家一起聊聊手机上的阅读。手机这玩意真是个奇妙的东西，它说有就有了，悄悄地走进人类社会，成为我们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对我这样的中国人来说，手机的印象最初和香港的黑社会联系在一起，很大，像一块可以用来砌墙的砖头，只有黑社会老大才会使用，我们称之为“大哥大”。
手机很快就普及了，人手一部，这个发展过程快得惊人。大约2012年，我在意大利那不勒斯街头发现了非常奇特的一幕，几乎所有人都在用手机通话，匆匆走过的行人，坐在街边椅子上休息的路人，晒台上，窗户里，我们能够见到的意大利人都在使用手机。导游告诉我们，这里的电话费太便宜了，因此大家都肆无忌惮地通话。当然，他们的声音很低，轻轻地私语，不像我们中国人，习惯了扯着嗓子大声嚷嚷，一点隐私都没有。
再后来，手机上的阅读就普遍了，手机不再是黑社会老大的专利，不再是仅仅用来聊天说话。手机的阅读功能，已经超越了炫富和通话。有几张图片很能说明问题，在我们中国十分流行，一张是抽鸦片，一张是看手机，姿势都差不多一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比较，为什么要把看手机比作抽鸦片，因为在中国人的教科书上，抽鸦片和鸦片战争是中华帝国开始走向没落与崩溃的转折点。中华民族被鸦片给毁了，事实真相是不是这样，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反正在我们的教科书上，确实就是这么白纸黑字地认定。
事实的真相是不是这样呢，当然不是这样，事实的真相显而易见，全世界都在低着头阅读手机。俄罗斯人、法国人、日本人、韩国人，他们和中国人一样，都在目不转睛地看手机。这是不可阻挡的一个潮流，算不上什么好事，也未必就是了不得的坏事，它只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因此，只是讨论应该不应该在手机上阅读，完全没有意义，可以进行一番讨论的也许只能是，我们通过一个小小的手机屏幕，究竟能读到一些什么。
中国最伟大的小说家鲁迅曾经说过一个故事，他母亲作为一名家庭主妇，作为一名著名作家的哺育者，也喜欢看些小说，不过从来不看他写的那类小说。鲁迅的小说曾经很流行，在当时是文学青年的《圣经》，而她看的小说同样也很流行，在报刊上拥有了更广泛的读者。同样是小说，它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有着不一样的品质。在评论家眼里，在文学史上，鲁迅母亲看的那些小说可能都是低俗的，不入流的，但是鲁迅先生并没强求母亲提高文学口味，强求她去读自己写的文字，强求她去读他心目中认定的优秀文学作品。为什么呢，因为鲁迅清楚地知道，在现实生活中，写作是自由的，阅读也是自由的，人有选择自己要读什么的基本权利，即便是儿子，也没权利强求母亲去读什么。
基于这样的认识，所谓为读者写作，有时候就可能非常可疑，就可能是一句十足空话。迎合读者，读者要读什么，我们作为写作者就为他们写什么，完全有可能会变得非常不合适，非常不正确。毫无疑问，作家必须要有理想，他永远都是在为潜在的读者服务，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作者和读者都是在寻找，都在寻找他所认同的东西。作家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的认同，读者在作品中寻找自己的认同，大家各司其职，大家各取所需。换句话说，作者和读者的关系，有时候就像鲁迅母子，母亲要读她想读的东西，而儿子只能写他想写的东西。
我离开大学以后，在出版社当过编辑，深知读者趣味的不可捉摸。对写作者来说，很多事说起来容易，实际操作起来非常困难。一方面，我们不知道读者想读什么，觉得自己很努力，在充分地为读者着想，实际上，更可能是盲人摸象，是想当然。我们常常会陷入到自以为是的困境中，我们盲目地生产，结果读者根本不接受那些为他们定制的产品，他们根本就不愿意理睬我们。我们的辛苦努力，最终变成了一个个笑话。另一方面，有时候，我们确实可以聪明地知道读者需要阅读什么。出版社因此可以赚钱，因此有了良好的经济效益。明知道在文学创作中，流行和时髦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东西，但是几乎所有的出版社都不可能免于利益的诱惑。
时至今日，在中国搞出版还是个赚钱的好买卖，尽管大家都在抱怨，纸媒的辉煌时代已不复存在，都在抱怨手机阅读给出版社的利益带来致命打击。我的伯父搞了一辈子出版，是一名非常有经验的出版老人，深知出版界的内幕。他跟我说过两件事，第一，出版社总是赚钱的，因为赚钱，在经济方面，它的各种抱怨政府常常不予理睬，要想获得财政补助几乎不太可能。第二，文学作品总体上来说，并不怎么赚钱，那些获奖作品和畅销书不过是看上去很热闹，真正赚钱永远都是教育类图书。
今年8月8日，中国的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了权威的《2015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这份报告有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就是“2015年纸书的销售相较于2014年，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有所增长”，公布的数据竟然是这样:
全国共出版图书47.6万种，较2014年增长6.1%。图书出版实现营业收入822.6亿元，比上一年增长4.0%;利润总额125.3亿元，增长了7.0%;全国出版、印刷和发行服务实现营业收入21655.9亿元，较2014年增加1688.8亿元，增长8.5%。
我对这个数据不感兴趣，感兴趣的是它提供的另外一些数据，譬如“数字出版”增加了百分之三十，这个数据与手机阅读是可以互动的。又譬如期刊减少了百分之五点二一，报纸减少了百分之十点二七，这个数据同样是与手机阅读有关，那些报刊上姗姗来迟的新闻和八卦，既然都可以在手机上读到，我们为什么不选择手机呢。而且，这些数据说的是2015年，甚至是2014年，2016年又会怎么样呢，当然还是应该增加的继续增加，应该减少的继续减少。因此，这份看似对纸媒仍然还抱有信心的乐观报告，透露的却是并不太乐观的信息。
最后还是回到手机阅读上，首先，我想表达的一个非常简单的意思就是，手机阅读和吸食鸦片没有什么可比性，并不像媒体上认定的那样有害，它并不是什么洪水猛兽，很多东西都可以让人上瘾，都可以让人身陷其中不能自拔。其次，手机阅读并不能表明读者的阅读兴趣有什么本质改变，中国人有句俗话，什么人玩什么鸟，手机上确实有很多无聊信息，无聊是因为有无聊的需求，有无聊的供给。手机屏幕只不过是更加形象更加生动，同时又是更加数据化地演绎了人们的阅读生态。它代表着我们有可能更快地读到你想读的东西，它更方便，也更直截了当。
不少年轻人跟我谈起过网络小说，他们对这些小说表现出来的热情，远比阅读世界名著更大。很显然，我们已经无法避开网络时代，一位法国作家非常认真地告诉我，他在手机里存了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觉得无聊时，会很随意地看上几页。我相信他说的是真话，而且还相信，一定会有人用手机来阅读《红楼梦》，阅读唐诗宋词，阅读鲁迅的著作。我相信纸媒很可能会被网络所代替，电子读物最后将一统天下，但是说什么也不相信，我不相信在网络时代，优秀的文学作品会没有立锥之地，不相信文学会因此就死亡了，就不存在了。我相信，如果阅读仍然是自由的，必然会有人选择更优秀的文学，如果写作仍然是自由的，必然会有人写出更优秀的作品。
(本文为作者在韩国东国大学的演讲)
作者资料：
叶兆言，1957年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原籍苏州，中国内地男作家。
198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1986年获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曾历任金陵职业大学教师，江苏文艺出版社编辑，江苏作家协会专业创作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