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小说是近一甲子以来华人社会中最有魅力的一种大众读物;而其成为热门话题或具有争议性之问题者，为时亦久。大约从一九二○年代平江不肖生向恺然的《江湖奇侠传》问世并陆续拍成十八集《火烧红莲寺》电影风靡全中国起，不虞之毁誉即纷至沓来。
姑不论武侠小说汗牛充栋、是非如何，在我国通俗文学的大观园里，武侠小说无疑可称得上是一朵「奇葩」。它以独特的文学形式、风格、题材、命意及专门用语，勾勒成一幅又一幅充满传奇色彩的「江湖众生相」;它表彰人间的公平与正义，标榜「替天行道」，强调济弱扶倾;其中更穿插了虚实相生的武功、曲折离奇的情节，娓娓诉说江湖侠士、英雄儿女们可歌可泣的故事。这里面有的写人性冲突，有的写国仇家恨;或渲染正邪之争，或演叙帮派恩怨……总之，刀光剑影，侠骨柔情，悲欢离合，不一而足。加以武侠小说从形式到内容都与中华文化传统血肉相连，通篇洋溢着中国人独有的生命情调，读来极之亲切有味──其事虽非现实世界中所必有，亦可供人神驰想象，遣怀寄慨;因此能风行海内，颠倒众生!
然而历来讨论武侠小说者，率皆以「社会影响」着眼;罕有就其本源、形成、发展、流变以及各个时期不同的作品风格、特色而从事系统性的研究，令人不无遗憾。本文因拟针对此一论题，提出初步看法与分析，以供各方博雅君子参考。
一、中国人侠义观念之形成
在我国古代文献中，「侠」与「游侠」之称屡见不鲜，却并无「武侠」一词。最早将「武」、「侠」二字相提并论，复加以必然之关联者，厥为战国时代法家代表人物韩非。《韩非子·五蠹篇》有云：「儒以文犯法，而侠以武犯禁!」所谓「五蠹」，乃特指学者、言谈者、带剑者、串御者、工商者「五类分子」而言。其中「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即是法家为「侠」所罗织的罪状，必欲去之而后快!
虽然由于史料所限，近世学者迄今仍无人能明确指出「侠」与「游侠」的分际究竟如何──即令贤如司马迁，在《史记》中为游侠立传，亦不免将两者混为一谈──但大抵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古代侠客并非以仗剑动武为唯一要件，所重端在「仁义」而已;至于行谊、精神则是一脉相承、代代不绝的。
游侠重仁尚义「施恩拒报」
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论游侠的本质是：「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明白揭橥仁、义二字。而〈游侠列传〉更进一步勾勒出游侠的精神面貌是：「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这便将游侠的人生观与行为准则界定下来了。
在〈游侠列传〉里，司马迁曾提及「侠」的四种名目，分别是：布衣之侠、乡曲之侠、闾巷之侠、匹夫之侠;实则彼此相类，只是活动的空间或略有差异，说法不同而已。如汉初之朱家、郭解、田仲、剧孟等等，均属于民间游侠，其人或「以躯借交报仇」;或「所藏活豪士以百数」;或「天下骚动，宰相得之若得一敌国」;或「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云云。
其实，郭解「睚眦杀人」，有失仁侠之道，不足为训。而班固作《汉书·游侠传》，则又以信陵、平原、孟尝、春申四君「竞为游侠」，置于传首;即后世所谓「卿相之侠」(借钱穆语)，以与民间游侠区分，但此说颇有问题。试看司马迁为「四豪」立传：论平原君赵胜，则「利令智昏」;论孟尝君田文，则「好客自喜」，一怒而灭县;论春申君黄歇，则「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卒以弄虚造假而贾祸杀身;凡此，皆乖离游侠精神。唯有信陵君魏无忌礼贤下士，仁义无双，与〈游侠列传〉宗旨相符。此外，「延陵挂剑」的吴公子季札，一诺千金，亦有「侠士之风」。
综上所述，游侠或出身平民市井，或出身卿相贵族;居仁由义，重然诺，轻生死!其性质并非钱穆在〈释侠〉一文中所断：「侠乃养私剑者，而以私剑见养者非侠。」因为侠士可以不带剑，亦可不带剑;可以动武，亦可不动武;「养私剑」(培植私人武力)者固有，却未可一概而论。对此，刘若愚的《中国之侠》一书，看法就较为合理。他认为：「游侠并非属于任何特殊社群，亦不具某种阶级成分;不过是拥有若干理想的人物而已。」刘氏进而又将游侠的特征归纳为八，而以「重仁义，锄强扶弱，不求报施」列为首要。可谓探骊得珠!
诚然，中国自古「侠」、「义」并称。唐代李德裕作《豪侠论》即剀切指出：「夫侠者，盖非常人也;虽然以诺许人，必以节义为本。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难兼之矣。」可见「义」对侠者之重要，二者不可须臾离。然而有关「义」的正当行为标准如何，自春秋以迄先秦各家均各执一词，并无定论。
《墨子·尚同上》曾慨乎言之：「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这就是说，古人由于立场、看法不同，对于「义」的解释及所定标准也就不同。
那么「侠客之义」即侠客所公认的正当行为究竟与常人有何相异之处?我们由《史记·游侠列传》描述朱家之为人行事，即可约略得知：侠客实以「利他」主义为行动原则。如朱家自奉甚俭，但「诸所尝施，唯恐见之」，「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他岂止于「不求报施」?更「羞伐其德」，避不见面!这是何等清高的志节!但侠者却认为理所当然，不值一提。此所以冯友兰在《新事论》中指出：
所谓「行侠仗义」的人所取的行为标准，在有些地方都比其社会道德所规
定者高。(中略)「施恩不望报」是道德的行为，「施恩拒报」即是超道
德的行为了。
明乎此，乃知侠义精神端从无私、利他的主观意识出发。所谓「救人于厄，振人不赡」正是一种伟大同情心的表现;至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犹其余事了。然则后世常以「侠」、「刺」并举，这是什么道理呢?其间又有何区别呢?
刺客「报恩以武」不顾死生
纵观《史记·刺客列传》，我们可以发现：刺客的思想行为实与游侠精神相通，其别一在于「报」，二在于「武」。而刺客之所谓「报」，又特别着重报恩，具有被动性质;为了达到目的，迅求事功，便不得不动武矣。
──如曹沫执匕首劫齐桓公，是因率军与齐国交战，三度败北;而鲁庄公不加问罪，「犹复以为将」!可谓有恩有德，岂可不报?
──如专诸以鱼藏剑刺吴王僚，是因公子光以「善客待之」，且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如此看重，乃奋身以报。
──如豫让变容易貌，狙击赵襄子，是因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遂不惜「为知己者死」!
──如聂政刺杀韩相侠累，是因严仲子倾心结纳，恩遇至厚;借躯为报其仇即是报恩，故粉身碎骨，在所不顾。
至于荆轲刺秦王一事，则不无可议之处。因其虽屡言「报」字(报燕太子丹)，但一再迟迟其行，推三阻四;以致连累多人白白送命，有负恩主重托，终究身死事败为天下笑!症结正出在他学艺未精，武功低微，又「不讲于刺剑之术」。惟荆轲在秦廷浴血奋战，从容就义，亦足称勇士。可惜匹夫徒逞血气之勇，令人慨叹!
由此观之，刺客「报恩」以武，游侠「施恩」以仁;虽然两者皆重然诺、轻生死，但毕竟在立身行事的动机与做法上，有所不同。是故司马迁为游侠、刺客立传，泾渭分明，实寓有深意在内。
墨者「替天行道」为民除害
复次，侠者又有「别墨」之称。据《吕氏春秋》记载，春秋战国时代原始墨家集团，以墨翟为首任「巨子」，其徒遍天下;弟子三百人，皆可使其赴汤蹈火，急人之难。如禽滑厘率众救宋，即为显例。
《墨子·兼爱下》主张：「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并且为求「兴天下之大利」，便不得不「用天之罚」以「除天下之大害」;甚至必要时「不惮以身为牺牲」!而《墨子·非攻下》更特别指出，武王伐纣「非所谓攻也，所谓诛也」!因为天下大乱，民不聊生，所以不得不「代天行诛」!
如此看来，墨家实无殊于一侠士集团，初不计较个人恩怨，而以救国救民、替天行道为人生理想目标。再就其组织观之，墨家纪律严明，有如江湖帮会;「巨子」即帮主，对于犯「墨者之法」者，可操生杀大权。据《吕氏春秋》引述「墨者之法」是：「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值得注意的是，墨者视此一家法为「天下之大义」，尤高于一般国法;即使「巨子」杀人违犯，亦罪在不赦，何况其余!
由是「戒妄杀」乃悬为后世侠者共遵共守之信条;相较之下，刺客为「报私怨」而率性杀人，所见之「义」又特其小也!
以上笔者已大略将清史所载有关侠、刺、墨三者思想行为之异同，作了初步分析。姑不论其见识大小、是非功过如何，但不可否认的是，古代具有独行侠或豪侠性质的侠、刺之流与具有帮会性质的墨者之徒，对于两千年来中国人侠义观念之形成与深化，影响至钜。我们常说某人「有侠气」、「讲义气」，都是一种美称，多持肯定态度;而「见义勇为」更属难能可贵的英雄行径，令人由衷钦佩──所谓「虽不能之，然心向往之」，即足以说明这个道理。
是故，在此一历史背景及社会心理的交相激荡下，人们普遍欢迎这类以侠义英雄事迹为题材内容的传奇小说，毋宁是理所当然的了。
二、「武侠」与小说类目之关系
在当前海峡两岸所出版的重要辞典中，绝少收入「武侠」或「武侠小说」一词;即有释义，亦甚简略，更未言及出处。这在武侠小说流行了大半个世纪的中国，不能不说是一桩怪事。
顾名思义，「武侠」系专指凭借武技主持公道的侠义之士而言。但有趣的是，在我国古代文献与稗官野史中虽有「游侠」、「仁侠」、「义侠」、「豪侠」、「勇侠」、「隐侠」、「儒侠」乃至「剑侠」、「盗侠」、「僧侠」、「女侠」种种名目，惟至迟在清末之前，尚未出现「武侠」一词。其实，「侠以武犯禁」固寓有武侠之意，但「武侠」之成为一个复合词，却是日本人的杰作;而辗转由旅日文人、学者相继采用，传回中国。
押川春浪首张「武侠」之目
日人何时衍创「武侠」一词?漫不可考。然明治时代后期的通俗小说家押川春浪(一八七六～一九一四年)，却有三部以「武侠」为名的小说，轰动日本，风行一时;分别是《武侠舰队》(或译《海底军舰》，为处女作，一九○○年)、《武侠之日本》(一九○二年)、《东洋武侠团》(一九○七年);此外更创办《武侠世界》杂志(一九一二年)，以鼓吹武侠精神。
清光绪二十九年(一九○三年)，梁启超在横滨所办《新小说》月报之〈小说丛话〉专栏中，有署名「定一」者评论古今名著时说：「《水浒》一书为中国小说中铮铮者，遗武侠之模范;使社会受其余赐，实施耐庵之功也。」这可能是中国刊物首次借用「武侠」这个外来语以颂扬《水浒传》之滥殇。越一年，梁氏作《中国之武士道》，其自序亦两提「武侠」之名。彼等受到押川春浪小说影响，殆无可置疑。
清光绪三十四年(一九○八年)，笔名「觉我」的徐念慈曾于上海《小说林》月报发表〈余之小说观〉一文，略谓：「日本蕞尔三岛，其国民咸以武侠自命、英雄自期……故博文馆发行之……《武侠之日本》……《武侠舰队》……一书之出，争先快睹，不匝年而重版十余次矣。」徐氏尝谓亲自润饰中译《武侠舰队》，改题为《新舞台》，连载于《小说林》。
经查《小说林》所分小说类目，计有：社会、科学、侦探、历史、军事、言情、奇情、家庭以及短篇共九种，而《新舞台》(即《武侠舰队》)则列入军事小说中。此外，该刊第五期所载《绿林侠谭》，亦未冠以「武侠」之名，而独立存在于九种小说类目之外，当作江湖轶事看待。
林纾〈傅眉史〉得风气之先
据马幼垣考清末民初众多小说期刊所收作品，具有武侠小说性质者，当日恒归类为「义侠」、「侠义」、「侠情」、「勇义」、「技击」、「武事」、「尚武」等名目;而最早标明为「武侠小说」者，厥为林纾在《小说大观》第三期(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发表的短篇小说《傅眉史》，一次刊完。
嗣后，以「武侠」为书名之荦荦大者计有：钱基博与恽铁樵编撰的《武侠丛谈》(一九一六年)、姜侠魂编撰的《武侠大观》(一九一八年)、唐熊所撰《武侠异闻录》(一九一八年)、许慕义所编《古今武侠奇观》(一九一九年)以及平襟亚主编《武侠世界》月刊(一九二一年)、包天笑主编《星期》周刊之〈武侠专号〉(一九二二年)等等。至此，「武侠」之名不胫而走;透过报纸、杂志的宣传鼓吹，社会大众也逐渐接受「武侠小说」存在的事实。
迨及一九二○年代「南向北赵」双雄崛起之际，向恺然的《江湖奇侠传》与赵焕亭的《奇侠精忠传》虽均未特别标明是武侠小说，但世人皆以武侠小说目之。此后晚出的同类作家封面及扉页，或径称「武侠小说」，或代以「技击小说」、「武侠技击小说」、「历史武侠小说」、「侠义小说」、「侠情小说」、「奇侠小说」、「剑侠小说」、「武侠斗剑奇情小说」，甚至「党会小说」等等，殊不一致。然总以标榜「武侠小说」者居多;于焉乃形成一种为社会大众所共认可的小说类目，以迄于今。
三、武侠文学传统及其演化过程
如采狭义的说法，武侠小说自然是民国初年以后的「新生事物」;但这并不意味在此之前中国就没有性质相类的小说存在。相反地，从唐人传奇在文学史上领一代之风骚起，武侠小说即开始萌芽。如宋初李昉等所编《太平广记》卷一九三至一九六，特将十八种唐人传奇列入「豪侠」类，便可概见武侠小说实与唐人传奇部分作品脉络相通。故若谓唐人传奇为武侠小说之远祖，当不为过。
惟这类「豪侠」传奇也有两个公婆：一是汉初司马迁《史记》中的游侠、刺客列传;二是魏晋、六朝间盛行的「杂记体」神异、志怪小说。
──前者正如近人钱基博在其〈铁樵小说汇稿序〉中所称：「太史公序游侠，则进处士而退奸雄，是亦稗官之遗意也。」稗官乃指小说者流;然就侠、刺列传的内容性质而言，即使不能等同于小说，亦可谓最早的「豪侠传记文学」，对唐人传奇中描写的侠、刺行为颇有启发作用。
──后者亦如明人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卅六)》所云：「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而周树人着《中国小说史略》更进一步点明：「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以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例如隋末唐初王度所撰〈古镜记〉及〈补江总白猿传〉(不着撰人)，便直承六朝变异之谈余烈，开唐人传奇中「神怪」类小说之先河。
这一实(前者写实)、一虚(后者虚构)相生互激的结果，乃导致晚唐所出的「豪侠」类传奇，多少均染上宿命或神异色彩;其对后世武侠小说影响深钜，固不待言。
唐人「豪侠」传奇产生之社会背景
有关唐人传奇勃兴的原因，范烟桥着《中国小说史》曾约略言之：「在此时代，婚姻不良，为人生痛苦的思想，渐起呻吟;而藩镇跋扈，平民渴盼一种侠客之救济;故写恋爱、豪侠之小说，产生甚富。」
此固为持平之论;但需要特别补充的是，中唐后社会暗杀之风极盛;藩镇各霸一方，私蓄刺客以仇杀异己之事，时有所闻，史不绝书。这便为唐人豪侠小说提供了「反映社会现实」的催化剂。
复次，当时权贵为求自保，乃格外注重安全保卫工作。如《资治通鉴》卷二一五，记李林甫：「自以多结怨，常虞刺客。出则步骑百余人为左右翼，金吾静街;前驱在数百步外，公卿走避。居则重关复壁……如防大敌;一夕屡移床，虽家人莫知其处。」故侠、刺者流要想得手，非具有神出鬼没的本领不可。此所以唐人驰骋想象作豪侠小说，凡涉武事，便千奇百怪;神通幻变，不一而足。像《史记·刺客列传》写荆轲那样不谙剑术的庸手，在唐人传奇中是再也见不到了。
唐人「豪侠」传奇包含四种类型
纵观民初以降的武侠小说，无论其流派风格、品类优劣如何，其共同点都是牢牢扣住「用武行侠」的主题;而武与侠二者互为表里，浑如一体，是手段也是目的，尤侧重武技描写。但细按唐人豪侠小说之内容，却不尽然「用武行侠」;它大抵包含四种类型，旨趣各异。今举其荦荦大者于次：
(一)用武行侠类──如袁郊〈红线〉、〈懒残〉、裴铏〈昆仑奴〉、〈韦自东〉、皇甫氏〈义侠〉、〈车中女子〉、康骈〈田膨郎〉等;完全具有武侠小说的本质与特性。
(二)有武无侠类──如裴铏〈聂隐娘〉、沈亚之〈冯燕传〉、段成式〈僧侠〉、〈京西店老人〉、〈兰陵老人〉、皇甫氏〈嘉兴绳技〉、〈张仲殷〉、康骈〈潘将军〉、〈麻衣张盖人〉等;或卖弄武技，故神其说，或滥杀无辜，草菅人命，均未见行侠事迹。
(三)有侠无武类──如杜光庭〈虬髯客传〉、蒋防〈霍小玉传〉、许尧佐〈柳氏传〉、薛调〈无双传〉、柳埕〈上清传〉、牛肃〈吴保安〉、皇甫枚〈李龟寿〉、李亢〈侯彝〉、冯翊〈张佑〉等;仅表现出某种豪侠或侠义精神，而不以武技取胜。
(四)衔冤复仇类──如李公佐〈谢小娥传〉、皇甫氏〈崔慎思〉、薛用弱〈贾人妻〉等，皆为报冤仇不择手段杀人。前者固彰显孝妇节义，然究非侠义;余则「杀子绝念，断其所爱」，全无人性可言!其冷酷无情，虽禽兽、盗贼亦不能过。
荀悦《汉纪》卷十有云：「游侠之本，生于武毅不挠;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见危授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以正行之者谓之武毅，其失之甚者致为盗贼也。」这也就是说，恃武横行之人若不走正道，即是盗贼而非游侠，两者不可相混。然由上举四类世所公认的唐人豪侠小说(或泛称侠义小说)故事旨趣可知，其中固不乏描写豪杰、义士行径者，而以盗为侠者亦不在少数;更多的则是一些非侠非盗而武技神奇的中间人物及冷血杀手，也昂然混迹其内。如《太平广记》所列「豪侠」类目，即有泰半是滥用侠名者，可概其余。
但就广义「武」、「侠」的范围而言，举凡唐人传奇里所描写的江湖豪杰、义士、异人、盗贼、杀手、复仇者以及神鬼莫测的武功、剑术等等趣味性素材，均为后世武侠小说所吸纳，共冶于一炉。
我们试看「用武行侠」类的唐人传奇内容，即可明了武侠小说之原型要素殆已包罗其中：
一、行侠仗义必以「武」;它包括一切超能力的武技，可以止戈(如〈红线〉)，可以救人(如〈昆仑奴〉、〈车中女子〉)，可以摘奸发伏(如〈义侠〉、〈田膨郎〉)，可以为民除害(如〈懒残〉、〈韦自东〉)──武与侠乃形成有机的结合，二者不再孤立存在。
二、特别渲染方外人的神奇本领;而所述佛、道两家弟子之玄门绝技或秘术，均非世俗所能想象(如〈红线〉、〈懒残〉)──后世武侠小说每喜为玄门奇人张目，胎息在此。
三、仗剑护法与灵丹妙用;这在以「剑仙」除魔卫道故事为主的武侠小说中，尤为显著，而实以裴铏〈韦自东〉为滥殇。盖古传采药炼丹(或修练神功)易遭魔扰，必须借助高人护法，方可成事;而灵丹妙药则有诸般神效，如驻颜、长生、增强功力等等──凡此，皆为后世武侠小说所宗，更进而发扬光大。
当然，若论唐人传奇中最具武侠典型的「侠之大者」，自推袁郊所撰〈红线〉;叙述侠女红线为解潞州节度使薛嵩之忧，而勇往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枕边盗盒示警的故事。传中说她「夜漏三时，往返七百里;入危邦，经五六城」;而归来时彷佛「晓角吟风，一叶坠露」，洵可谓神乎其技;然却一无杀伤，十足体现仁侠精神。结果正如所云：「两地保其城池，万人全其性命;使乱臣知惧，烈士安谋!」故此「红线盗盒」千古传诵，令人赞叹不已。
文言武侠由盛而衰之渐变
惟唐人传奇树立了文言「武侠」的典型之后，经五代至宋，却并无任何发展，反而有衰落之势。在现存的传世之作中，除王定保所撰〈胡证〉、〈宣慈寺门子〉及孙光宪所撰〈荆十三娘〉等篇，尚能表彰武侠精神而外;余如吴淑《江淮异人录》二卷所收〈李胜〉、〈聂师道〉、〈张训妻〉、〈洪州书生〉与洪迈《夷坚志》所收〈花月新闻〉、〈解洵娶妇〉、〈郭伦观灯〉、〈侠妇人〉、〈八段锦〉诸篇，或有武无侠，或有侠不武，甚至以细故杀人者亦屡见不鲜;惟〈郭伦观灯〉用武行侠，彰明较着。
其次，明人王世贞伪托段成式所编《剑侠传》四卷，则收宋人作品十六篇，大体仍模仿唐人传奇笔意，率由旧章。故周树人《中国小说史略》慨谓：「宋一代文人之为志怪，既平实而乏文彩;其传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可言矣。」
然而自宋以降，文言武侠作品走势虽衰，明、清两代仍有不少这类仿唐传奇小说存在。如《剑侠传》之继起者有乔吉《续剑侠传》、徐广《三侠传》、邹之麟《女侠传》等;从此，飞剑乘空之说甚嚣尘上，亦风行一时。
此外，明人武侠传奇之文情较可观者尚有李昌祺〈青城舞剑录〉、宋濂〈秦士录〉、宋懋澄〈刘东山〉、徐士俊〈汪十四传〉及乐宫谱〈毛生〉等篇。至于清人武侠传奇则今存本甚伙，撮其要者如蒲松龄的〈侠女〉、〈武技〉、〈红玉〉(收入《聊斋志异》);王士祯的〈剑侠〉、〈女侠〉(收入《池北偶谈》);袁枚的〈三姑娘〉、〈好冷风〉(收入《新齐谐》);毛祥麟的〈南海生〉、〈褚复生〉(收入《墨余录》)以及李渔〈秦淮健儿传〉、钮琇〈云娘〉、乐钧〈葛衣人〉、许仲元〈陶先生〉、沈起凤〈恶饯〉等篇，但亦不脱唐人传奇之流风遗韵。
复次，在《清朝野史大观》的述异、遗闻、轶事中，亦多武侠传奇;但凡近世知名的江南八侠、大刀王五、霍元甲等人物事迹，悉在其内。值得注意的是，自从宋初洪迈撰《八段锦》首揭气功名称及师承来历以后，有明一代竟无赓续者;而入清季却逐渐蔚为风气。如蒲松龄〈武技〉、〈铁布衫法〉之少林派;许仲元〈陶先生〉之内、外家;沉起凤〈恶饯〉之内、外功;采蘅子〈武技三则〉之软、硬功;毛祥麟〈褚复生〉之神功;以及《清朝野史大观》藉峨眉僧故事而评述内家正宗拳法源流、传承等等。凡此，均与宋、明文人祖述唐人传奇之剑侠神技大异其趣。迨及清末林纾撰《技击余闻》一书，可谓文言武侠小说压卷之作;嗣后此类作品寥若晨星，终致绝迹人间。白话武侠始自「说公案」
一言以蔽之，武侠文学自唐代发微，入宋后分为两支发展：一为「传奇体」，即文言小说，已如上述;一为「话本」，即白话小说，则与后世武侠小说关系尤大。此因唐宋传奇多出于文人学士之手，皆为古典文言，笔墨简洁，未能雅俗共赏;而「话本」实系宋以前市井中「说话人」(以说书为专业者)的故事本子──初受佛经讲唱「变文」之影响，再经宋人以民间俚语著书──因其文字浅显易懂，故又称为「平话」。
按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吴自牧《梦粱录》、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都有提及当时汴京「说话」伎艺之盛。其中耐得翁曾分南宋小说为三类：「一者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拳、提刀、杆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与吴自牧说法略同。至「话本」小说大典，引吭发变征之声;音虽稍下，却甚通俗，妇孺俱解，遂广为流传。如〈杨温拦路虎传〉、〈杨谦之客舫遇侠僧〉、〈汪信之一死救全家〉、〈万秀娘仇报山亭儿〉、〈郑节使立功神臂弓〉等，皆属于「说公案」一类白话小说，而饶有武侠之意味。特以〈杨温拦路虎传〉描写杨温与李贵对打，逐招交代，并采用内行术语，殆为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遭。
《水浒传》划时代之贡献
然终宋之世，毕竟没有真正章回体的「平话」武侠小说出现;这要等到元、明间水浒故事流行而后各种繁简不同版本的《水浒传》相继问世，方始树立白话武侠典型。姑不论其作者属谁，此书兼具「银字儿」、「说公案」、「说铁骑儿」三种小说性质;再加上「讲史」，一炉共冶，九转丹成，遂开我国长篇武侠章回小说之先河。
大体说来，《水浒传》对于后世武侠小说的深远影响可得有五：
一、以章回体、白话文为其外在形式;古典文言退而为点缀之用。
二、以「乱自上生」、「替天行道」为其内在思想题旨;主持社会正义，为民请命。
三、表彰先秦游侠精神而不惜以武犯禁。
四、其穿针引线笔法及复式结构为后世所宗，长垂典范。
五、江湖豪杰群相结义、统一取绰号由此始。
但不可讳言的是，虽然明儒李卓吾评点《忠义水浒传》序称此书为「发愤之作……欲不谓之忠义，不可也」;但如武松血溅鸳鸯楼，见人就砍，却也开了无边恶例──欲谓之「武侠」，不可也!因为真侠义决不能滥杀无辜，否则又与盗贼何异!?世以《水浒传》为「诲盗」之代表作，或有人不能茍同;惟自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看，诚可谓不诬。
于此同时，罗贯中《三遂平妖传》上承唐人传奇〈聂隐娘〉余绪，亦发为剑侠长篇章回小说之嚆矢;初成四卷二十回，后由冯梦龙增补为十八卷四十回。其故事玄奇，有飞剑跳丸、降妖伏怪、斗法斗智等情节。此书与稍晚出现的《西游记》、《西游补》、《四游记》、《飞剑记》、《禅真逸史》及《封神演义》等「神魔小说」(借周树人语)，对民初糅合豪侠、剑侠内容的武侠小说如《江湖奇侠传》、《蜀山剑侠传》等钜制，影响极大。是故《水浒传》与《三遂平妖传》在中国武侠小说发展史上，均居于枢纽地位，而确有奇峰并插、锦屏对峙之妙。
相形之下，「三言」、「二拍」中所收明人白话武侠短篇，如〈赵太祖千里送京娘〉、〈李汧公穷邸遇侠客〉、〈刘东山夸技顺城门/十八兄奇踪村酒肆〉、〈程元玉店肆代偿钱/十一娘云岗纵谭侠〉、〈神偷寄兴一枝梅/侠盗惯行三昧戏〉等小说，又未免小巫见大巫了。
清代武侠分由三途发展
降至清季，武侠分由三途发展：
(一)神魔小说而有武侠精神者──以《济公传》与《绿野仙踪》为代表。康熙年间先有王梦吉〈济公全传〉三十六则故事;继有无名氏〈济公传〉十二卷，今传二八○回本。该书以济颠和尚游戏风尘、渡世救人为主干，穿插剑客、侠士锄强扶弱英雄事迹及正邪斗法、捉妖降魔等情节;文字白描，生动有趣，为后世武侠小说演叙风尘异人重要渊源之一。
干隆时有李百川《绿野仙踪》，凡一百回，笔墨奇恣雄放，亦庄亦谐;写剑侠求仙、除魔卫道、官场黑暗、人情世故均能曲中筋节;尤擅以四六文写景，引人入胜，堪称「说部中极大山水」。值得注意的是，此书叙冷于冰连收猿不邪等六弟子行侠江湖事，殆得近代武侠小说「大开山门」风气之先。
(二)儿女侠情小说──以《好逑传》、《绿牡丹全传》及《儿女英雄传》为代表。先是明清之际，名教中人(?)编《好逑传》，又名《侠义风月传》，凡十八回;写才子铁中玉之武勇、佳人水冰心之坚毅，打破历来才子佳人男皆文弱、女皆懦怯之庸俗窠臼，而以侠骨柔情贯穿全篇。至于康熙时夏敬渠所作《野叟曝言》则介于神魔小说与人情小说之间，亦饶有武侠趣味;惟其封建思想浓厚，评价不高。
清中叶无名氏撰《绿牡丹全传》，又名《四望亭全传》，亦称《龙潭鲍骆奇书》，凡六十四回;以骆宏勋、花碧莲之情缘为主线，赞颂侠客见义勇为、为民除害精神，而反复申述「江湖有义终非盗」之旨。书中骆、花二人皆为英雄儿女，精通武艺;这便将侠情小说的视野更为扩展，成就男女英侠以情结合之「宏碧缘」矣。
稍后，又有文康《儿女英雄传》产生。此书初名《金玉缘》，别名《正法眼藏五十三参》;原本五十三回，今存四十回本。写侠女「十三妹」何玉凤为报父仇，行走江湖，路见不平，搭救安骥及张金凤故事;后戏曲则取十三妹之弹弓绝技(武)配以安公子之书砚(文)而改编为《弓砚缘》、《能仁寺》，流传至今。
持平而论，《儿女英雄传》结构绵密，运用口语生动传神，对书中人、时、地的描写亦颇写实。一九三○年代后期王度庐系列武侠作品便深受其影响，更别创「悲剧侠情」一派。
(三)侠义公案小说──以《七侠五义》、《施公案奇闻》及其续书为代表。早在明代时即有杂记体《包公案》(亦名《龙图公案》)十卷传世;清道光年间名说书人石玉昆之唱本《龙图耳录》一百二十回则从此出。光绪初年无名氏据此润饰而改名《忠烈侠义传》，旋又易名《三侠五义》;叙南侠、北侠、双侠及陷空岛五鼠行侠仗义事，豪情壮采，笔意酣恣。经学大师俞曲园为之倾倒，乃以「三侠」其数为四，加小侠艾虎、黑妖狐智化及小诸葛沈仲元，恰成七侠;因而再新编为《七侠五义》，作序盛赞;并「援据史传，订正俗说」，改易第一回文字，遂得广为流传。《七侠五义》之正反面影响
《七侠五义》初写江湖豪侠除暴安良、快意恩仇，不免「侠以武犯禁」;后则甘为包公(代表官府)所用，竟变成了「侠以武执法」。此所以周树人《中国小说史略》指其「为市井细民写心，仍似较有《水浒》余韵;然亦仅其外貌，而非精神」矣。复又有《小五义》、《续小五义》问世，皆谓石玉昆原稿，但水平殊不一致;或因加工者良莠不齐，也未可知。
总之，《七侠五义》及其续书有关武功技击(如点穴、暗器、剑诀、刀法、轻功提纵术等)、江湖勾当(如闷香、百宝囊、千里火、夜行衣靠、人皮面具等)以及机关埋伏(如八卦连环堡)种种名目之演述，均对民初以后武侠小说之内容素材有决定性之影响;惟后者恒以「朝廷鹰犬」为卑为劣，则系公案小说杂出而流于滥恶后所生之反动心理也。
道光年间有无名氏《施公案奇闻》，一名《百断奇观》，凡九十七回;叙施仕纶为宦时，镖客黄天霸等侠义英雄助官府扫荡绿林事。继有《彭公案》一百回，改以彭朋为主，扬其余烈。虽此二书文情不佳，但均一续再续，遂成漫漶之局。
此外，又另有《刘公案》、《李公案》以及《永庆升平》前后传、《圣朝鼎盛万年青》、《英雄八大义》、《英雄小八义》、《七剑十八义》等等，不可胜数。
从《世无匹》到《热血痕》
回顾清代侠义公案小说的演化过程，不能不特别提到雍干年间刊行的一部冷门作品《世无匹》──论者有谓此书堪称是「我国古代小说史上第一部由人情世态题材中脱胎出来的侠义小说」;「是从『三言』中的侠义题材短篇小说向着《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过渡发展中间的一座重要桥梁。」
《世无匹》作者不详，惟署《古吴娥川主人》编次，分为四卷十六回;叙述壮士干白虹以其「举世无匹」的侠肝义胆济弱扶倾、替天行道，却反被人恩将仇报、可歌可泣的故事。此书不谈神怪、不谈风月，完全扣住干白虹一生曲折动人的奇节伟行而作细部描写(包括思想动机);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下侠客所能发挥的济世作用与生命价值表露无遗。在此之前，中国侠义小说不曾有过这样深入浅出的创作;在此之后，《七侠五义》一类公案小说凡写独行侠者，实多取法于《世无匹》。
惟自《七侠五义》以降，公案小说之命意所在，莫非忠于朝廷、效力官府;凡此，恰恰与「替天行道」的古游侠精神相反!这自是满清怀柔政策成功，而汉人民族意识衰落──「心悦诚服，乐为臣仆」之表征。然由公案小说改编成的皮黄戏剧竟多达数十出，则其鼓吹武侠、普及大众之功，亦不容抹杀，卒能风靡一时。
清末侠义公案小说除有各种续书而蔚为大观之外，别开生面的公案讲史类尚有李亮丞《热血痕》(一九○七年);儿女侠情类有赵苕狂《剑胆琴心录》(一九○八年)、邵振华《侠义佳人》(一九○九年);剑仙传奇类有唐芸洲编《七剑十三侠》(一九○八年)、《仙侠五花剑》(一九一○年)等。其中，李亮丞《热血痕》一书，凡四十回，讲国仇家恨，寓意深远。正文前有〈满江红〉词，抒其怀抱：
闲煞英雄，销不尽填胸块垒;徒惆怅，横流无楫，磨刀有水。侧注鹰瞵横
太甚，沉酣狮睡呼难起。叹鲁阳，返日苦无戈，空切齿!
局中人，都如此，天下事，长已矣。且抽毫摅臆，撰成野史;热血淋漓三
斛墨，穷愁折叠千层纸。愿吾曹，一读一悲歌，思国耻!
该书演吴、越相争事，以英雄儿女陈音、卫倩仗义行侠，襄助勾践复国为主线，广结剑客、奇才，共同效力。自浅一层看，此书旨趣已较寻常侠义公案小说「终必为一大僚隶卒」(鲁迅语)之公门高级捕快精神高明得多;而自深一层看，则此书借古讽今，「要使不断受外人欺侮的中国，能以雪耻自立。」故阿英《晚清小说史》指出：「晚清的政治社会，在这一部公案里是透露了不少情况。」加以作者文笔洗炼，跌宕有致，洵可谓清代侠义公案小说「拨乱反正」压卷之作。
四、民初武侠小说大势与流变
诚如以上所述，自唐人传奇「用武行侠类」作品树立了文言武侠小说典型以后，千余年来，发展甚少;至清代始较侧重技击、功法及师承门派。但因受「文字障」所制，毕竟未能突破晚唐窠臼。而宋人话本则不然!从它口中绽放出的「武侠」蓓蕾(白话短篇小说)，几乎每一时代都有所创新;由短制而章回而长篇，由公案而神怪而侠情。通俗文学因之波澜壮阔，普受大众欢迎;虽然良莠不齐，江河挟泥沙以俱下，却无碍于「武侠」杀入民国，形成小说类目后的发皇与茁壮。
民初十年(一九一二──二二年)，武侠小说先是不拘一格，多方表现，长、短篇兼制，文言、白话并存。例如：
──文言作品，有林纾〈傅眉史〉、〈拏云手〉、〈鹰梯小豪杰〉、钱基博〈老镖客〉、〈甘凤池〉、许指岩〈南阳女侠〉、王西神〈游侠别传〉及苏曼殊〈焚剑记〉等;而李定夷〈霣玉怨〉则又系哀情小说而含有武侠者。
──白话作品，有陈冷血(景韩)《侠客谈》、赵苕狂《江湖怪侠》、《太湖女侠》及李涵秋《绿林怪杰》等;而李氏《侠凤奇缘》与叶小凤(楚伧)《古戍寒笳记》则又系社会小说而含有武侠者。
如果说清末侠义公案小说是得益于皮黄(即京剧)与说书的推广，那么民初武侠小说则要感谢报刊等传播媒体的宣扬。就手边可查考的文字资料记载所知，报纸如《申报》、《新闻报》、《民权报》、《时报》等「副刊」以及《晶报》、《春声日报》、《星光》、《天韵》等「小报」;杂志如《民权素》、《小说海》、《小说大观》、《小说时报》、《小说丛报》、《小说新报》以及《礼拜六》、《星期》、《武侠世界》等等;或多或少，或文或白，均曾刊载武侠小说。
一九二○年代重要武侠作家举隅
大约在民国十年(一九二一)以前，中国文坛仍是「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天下，武侠小说侧身其中，不过用来陪衬而已;其后则逐渐得势。当时南方以上海为大本营的文人、学者及作家、名流皆因各种怀抱而相继投入武侠创作行列;由是百家争鸣，汇为繁响。粗略统计一九二○年代的武侠名家及书目(间有入卅年代者)，即可谓洋洋大观：
(一)向恺然：《江湖奇侠传》、《近代侠义英雄传》、《玉玦金环录》、《江湖小说传》、《江湖异侠传》及《江湖怪异传》
(二)赵焕亭：《奇侠精忠传》正续集、《大侠殷一官轶事》、《英雄走国记》、《双剑奇侠传》、《惊人奇侠传》及《剑底箫声》等──为二十年代唯一的北方武侠名家。
(三)李定夷：《尘海英雄传》、《僧道奇侠传》及《武侠异闻》等。
(四)张春帆：《球龙》、《天王老子》、《虎穴情波》、《烟花女侠》及《风尘剑侠》等。
(五)陆士谔：《三剑客》、《飞行剑侠》、《八大剑侠》、《七剑三奇》、《白侠》、《红侠》、《黑侠》及《雍正游侠传》等。
(六)姚民哀：《山东响马传》、《四海群龙记》、《江湖豪侠传》、《箬帽山王》、《龙驹走血记》、《南北十大奇侠》及《秘密江湖》等。
(七)顾明道：《怪侠》、《海岛鏖兵记》、《侠骨恩仇记》、《荒江女侠》、《海上英雄》及《草莽奇人传》等。
(八)姜侠魂：《武侠大观》、《风尘奇侠传》、《雍正一百零八侠》、《飞仙剑侠骇闻》、《关东红胡子》及《南北奇人传》等。
(九)文公直：《关山游侠传》、《碧血丹心大侠传》、《碧血丹心于公传》、《碧血丹心平藩传》、《江湖异侠传》及《剑侠奇缘》等。
(十)张冥飞：《小剑侠》正续集、《荒山奇侠》及《江湖剑客传》等。
其它名家如孙玉声、赵苕狂、胡寄尘、何海鸣、程瞻庐、陆澹安、许慕羲、许廑父、范烟桥、杨尘因、张恂子、戚饭牛、徐哲身、吴绮缘、吴虞公、沈禹钟、江景星、江荫香、江蝶庐等等，亦金铁交鸣，极一时之盛!其中，向恺然、赵焕亭、顾明道、姚民哀、姜侠魂、杨尘因、文公直诸子皆具有代表性，值得一述。
向恺然之代表作《近代侠义英雄传》
向恺然(一八九○～一九五七年)，湖南平江人。自幼文武兼修，具有强烈之民族意识;曾两度赴日留学，以谋救国之道。民国元年，其处女作《拳术讲义》发表于《长沙日报》，演叙「八拳」析理颇精。而从一九一六年起，即以卖文为生;《留东外史》系列作品均其留日经验谈，曲折影射真人真事;于焉声名大噪，不胫而走，上海世界书局慕名登门约写武侠小说。向氏以「平江不肖生」为笔名，一生共撰武侠十四种;其最早所写武侠钜着有二：一是《江湖奇侠传》(一九二三年连载于上海《红杂志》周刊)，一是《近代侠义英雄传》(一九二三年连载于上海《侦探世界》半月刊);两者均于同年由世界书局出版，但其精神、命意、气象格局却迥乎不同。
·《江湖奇侠传》直承罗贯中《三遂平妖传》及清初《济公传》之剑侠、神怪传统;复再糅合清末若干乡野传奇，于焉乃杂凑成一个飞剑、法宝加侠客、术士的「江湖大拼盘」。此书是以湖南省平江、浏阳两县居民争地武斗为经，以昆仑、崆峒两派剑侠分头参与助拳为纬，而带出无数紧张热闹、生动有趣的故事情节。惟据本书第八回旁白所称，在清光绪初年「这种奇奇怪怪的事情、奇奇怪怪的人物」的确是有的，不是作者向壁虚构在「捣鬼」。书由赵苕狂作序、施济群评点;惟施评仅至三十九回即行中辍，原因不明。通行本共收一百五十回，约一百二十万言，而向恺然实撰一百一十回;余由赵苕狂及不良书贾续完，亦即坊间《火烧红莲寺》一书与上海明星影业公司连拍十八集电影之所本。其首开武林门户之争，影响极大。
·《近代侠义英雄传》开卷第一回凡三提《水浒》，自云：「这部书是为近二十年来的侠义英雄写照。」其命意、旨趣不喻而明。此书以大刀王五与谭嗣同「一生一死乃见交情」为引，而带出大侠霍元甲本传;再由霍家绝艺「迷踪拳」威镇江湖而带出清末各派英豪;最后则以倭人毒害霍元甲而总结全书。揆其内容，在在不离民族精神、侠烈气概;而笔法生动简洁，绘声状物俱极传神。若论史实，则所写人物皆斑斑可考;若论小说结构与技巧，则前后有照应，处处有伏笔;环扣相连，浑成一体!虽偶有小疵亦瑕不掩瑜。以「平话」来看，可谓民初以来最佳武侠钜构，不作第二人想!
概括言之，这部结合史实撰写的《近代侠义英雄传》有如清末游侠列传，具有以下四大特点：
一、强调民族气节、表彰侠烈精神，而以「东亚病夫」为憾为耻。令人读来虎虎有生气，奋然思以强身、强种、强国。
二、缕述中国武术门派，历历如数家珍;殆为真人真事真功夫，非熟谙此道者莫办。
三、紧扣住时代脉动，而将当时若干新名词、外来语及社会习尚一一运用到小说中，读来亲切自然;与今人所撰武侠相率「托古言事」却又一无凭借的滥套，大异其趣!
四、清末之中国动乱频仍，新旧思想对立;而作者独能观察入微并反映出当时「排外」、「媚外」种种人心向背实况。这不仅是小说家言，而可视为社会史家之论了。
凡此成就，在《近代侠义英雄传》问世以前，武侠说部皆未达到同等水平;即或偶涉其一二，亦不全面。可惜此书竟不及以怪力乱神为能事的《江湖奇侠传》流传广远，良可浩叹。该书由沈禹钟作序，陆澹庵总评;共八十四回，都百余万言，允称一代钜制。而与向恺然齐名于世并有「南向北赵」之称者，厥为赵焕亭。
赵焕亭之代表作《奇侠精忠传》
赵焕亭原名绂章(一八七七～一九五一)，河北玉田人。文笔古茂洗炼，其《今夕斋丛谈》对宦海秘闻、文坛掌故皆熟如指上观纹。二十年代初，赵氏即为南北各报撰写武侠说部，而以《奇侠精忠传》动手最早、享誉至隆。其自序说：「取有清干、嘉间苗乱、回乱、教匪乱各事迹，以两杨侯、刘方伯等为之干，而附以当时草泽之奇人、剑客。事非无稽，言皆有物;更出以纾徐卓荦之笔，使书中人之须眉跃然;而于劝惩之言，尤三致意焉。至其间奇节伟行、艳闻轶事以至椎理之滑迹、邪教之鸱张、里巷奸人之姿恶变幻，无不如温犀烛怪、禹鼎象物。读者神游其间，亦可以论古昔、察世变矣。若谓著者有龙门传游侠愤然之意，则吾岂敢!」其自负若是。
此书第一回开场白甚奇，乃叙赵氏寒夜读清人所撰《杨侯轶事记略》(记名将杨遇春事)而兴捏合小说之思，为血性英雄吐一口无穷怨气。赵氏自道与老妻合计「稻粱谋」，越想越乐，一仰身，竟从破椅中跌将出来，闹得个四脚朝天。其诙谐亦若是!
《奇侠精忠传》正读集十四册，共二百八十回，都一百五十万言，由上海广益书局出版。细究其内容，虽受清代侠义、公案小说影响较深，但颇有推陈出新处，未可遽以其「精忠」之对象为清廷而相诋也。
据徐文滢〈民国以来的章回小说〉一文所称：「赵焕亭作品中的人物个个有《儿女英雄传》的口才。他写一个罪人的转变之『渐』，很有陀斯妥也夫斯基的作风;他写风趣人物也有诙谐的天才，常令人看到大观园中刘姥姥的姿态。例如《奇侠精忠传》、《双剑奇侠传》、《惊人奇侠传》、《英雄走国记》，都是超过《七侠五义》以上的好作品。《奇侠精忠传》中的冷田禄写得真像白玉堂，《英雄走国记》中的鱼跃鲤真像翻江鼠蒋平;《双剑奇侠传》写绍兴包村之沦陷，实在够得上『细腻生动』四字;《惊人奇侠传》中特多风趣人物的描绘，而述及水灾、地震二大段，真不下于《老残游记》，几乎是任何作品中难得见到的好文章。(中略)由于知识阶级与目不识丁的说书家之不同，使作者的成就超过前代一切这类作品以上。……」
固然赵焕亭武侠作品结构绵密，运用北方土话情趣盎然，直有传神阿堵之妙;但他每喜于书中插以旁白，则又与向恺然一样，系未脱清末民初说书人之故习了。此外，据知赵氏写男女情欲，刻划入微，亦为一绝;可惜在结集成书时均因「犯禁」而删，未能传世。但《奇侠精忠传》采用若干趣味素材及说法则前所未见，可谓创举：
(一)服食千年灵芝增强内力──此即古代丹道家所称「地元丹」，有超凡入圣、巧夺造化之功，为修仙者终南快捷方式。然将千年通灵肉芝用在武侠小说中，使化为小人出没，服之可脱胎换骨，则以赵氏为嚆矢(见第三回);其后出之武侠几乎无不由此取经，足见影响之大。
(二)以「罡气」为内功绝诣──按「罡气」一词出自葛洪《抱朴子·内篇》，略谓：「上升四十里，名为太清;太清之中，其气甚罡，能胜人也。」(见〈杂应卷〉第十五)而赵氏则据此推演为绝顶内功，说是「罡气」力量至大至刚，无坚不摧，无敌不克，可伤人于百步之外;以意驭气，则能一跃十丈，飞行绝迹，顷刻百里(以上分见第四、十八、二十一回)。从此「玄门罡气」、「先天真气」之说甚嚣尘上，武侠小说家皆以此为克敌制胜之内家无上神功了。
(三)为「武功」立新界说──过去说部凡写技击辄曰「武术」、「武技」或「武艺」;而赵氏则以「武功」统称一切拳掌、兵刃、暗器之技以及轻身术、内外功。此说虽较清末刘鹗《老残游记》之用「武功绝伦」一语为晚，然大张其目，影响深远，殆为不争的事实。
赵氏一生共撰武侠说部十三种，然结集成书者甚少，令人惋惜。
在「南向北赵」两大巨子之外，顾明道亦于同一时期以武侠小说鸣世，于焉而成三足鼎立之势。
姚民哀之代表作《四海群龙记》
姚民哀(一八九四～一九三八)，江苏常熟人;为民初文坛健将之一，「南社」中坚分子，精擅小品文及短篇小说。初以说书为业;一九二三年在《侦探世界》发表《山东响马传》，自此迈入武侠之林而以「党会小说」别树一帜。
所谓「党会小说」即以革命党及秘密帮会活动为小说内容，而描写其组织形态、江湖勾当与反清运动之关系者。姚氏在《江湖豪侠传》自序中说得很明白：「我年九岁，即随先君子旅食离乡，往返于江、浙乡壤间。时巢湖客民出没于太湖流域，所至以聚赌、贩盐为事，声势甚强。尝出入此辈秘窟中，对于个中之特殊术语及风俗，是时已习见熟闻。因见彼辈之见义勇为，同党相共患难，志坚金石，心窃慕焉。故余稍长，亦投身其中，并加盟于陶成章先生之光复会、陈其美先生之中华革命党为会员。(中略)会有感于临城劫车巨案之发生，牵涉外交，丧权辱国，因而有《山东响马传》之作……」
姚氏素喜以第一人称说书，遣词用语极古雅有致，尤爱用典炫博;而凡写帮会人物，又全系江湖声口，乃形成其独特的小说风格。姚氏诸作可以《四海群龙记》为代表，写兴中会成立(一八九四年)以前之江湖大势;以姜伯先创立反清组织「三不社」──「千人会」为主干，旁及其它帮派活动，具有内幕性质。但书中引经据典之处甚多，并不时用说书人口吻借题发挥，横加议论，颇影响阅读。该书共三十六回，约十八万余言;彼虽自挂「党会小说」招牌，然封面仍标武侠小说名目，殆为「帮会武侠之祖」。特其首创「连环格」写法(即系列作品)，不但直接影响到三十年代崛起的「北派五大家」，更远及于五十年代以降港、台名家诸作，值得重视。
姜侠魂、杨尘因之代表作《江湖廿四侠》
姜侠魂之生卒年不详，浙江鄞县人;民初提倡国术不遗余力，曾主编《国技大观》(武术丛书)，并撰有《风尘奇侠传》等武侠小说，多达数十种。一九一八年姜氏将已出版的《武侠大观》末回抽出，另广搜百余种正史、野史、笔记、掌故资料，特倩小说名家暨上海中华日报总编辑杨尘因合着《江湖廿四侠》;事经十年之久，修改八、九次之多，终成百二十回、逾百万言之煌煌钜构。
一九二八年《江湖廿四侠》由上海校经山房书局隆重出版，广邀当代名流助阵;计有张之江、戴传贤、潘公展、郑孝胥、包天笑、严独鹤等十三人为之题字题辞;并有孙玉声、陈公哲、周瘦鹃、卢伟昌等十五人为之作序;加以张冥飞批注、姜侠魂评点、文公直参校，其声势之大，自有武侠小说以来，向所未见!
姜氏在该书〈出版宣言〉中说：「侠魂不敏，鉴于吾国国势民情日就衰弱，曾于民国初年，以文艺之力鼓吹武侠，冀作精神教育之辅助。竭蹶从事十有余稔，此志未尝稍懈。几经搜集，得成《江湖廿四侠》百二十回;其第一回曾披露于民七出版《武侠大观》之末。」继而简述故事大要，分别介绍此书经纬、体用、立意、性质、取材、结构等等;以明末「复社」诸子及郑成功等历史人物为反清复明运动之「革命先觉」;以二十四侠为主角、十奇人为主中主、三十义士为主中宾，写明末清初五朝江湖侠义故事。正文前并附参考书目百余种，每回后更连载姜侠魂所作〈读武侠小说之人生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