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的大量产生，是有其现实社会原因的。这首先是和当时宗教迷信思想的盛行密切相关。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这段论述很简明扼要。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战乱频仍，宗教迷信思想最易传播。腐朽的士族阶级不敢正视现实，妄想羽化登仙，永世享乐，多信神仙道术之事;有的则信仰佛教，寻求精神的麻醉;而劳动人民渴求摆脱贫困、饥饿和死亡，在统治阶级的愚弄下，也往往把寻求安宁、幸福和希望寄托于不现实的空中楼阁。社会上宗教迷信思想因之盛行，神鬼故事也就不断产生。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广大人民在极端困迫的生活里，也运用各种方式向压迫、剥削他们的反动统治阶级展开了英勇的斗争。他们常常把强烈的反抗意志和对理想的追求，通过大胆的幻想，借助于神鬼故事曲折地表现出来。志怪小说中有不少思想内容积极健康的作品，就是这些故事的记录和加工。
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数量很多。现在保存下来的完整与不完整的尚有三十馀种。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托名汉东方朔的《神异经》、《十洲记》，托名郭宪的《汉武洞冥记》，托名班固的《汉武帝故事》、《汉武帝内传》，托名魏曹丕(一作张华)的《列异传》，晋张华的《博物志》，王嘉的《拾遗记》，荀氏的《灵鬼志》，干宝的《搜神记》，托名陶潜的《搜神后记》，宋王琰的《冥祥记》，刘义庆的《幽明录》，梁吴均的《续齐谐记》，北齐颜之推的《冤魂志》等。干宝《搜神记》成就最高，是这类小说的代表。
志怪小说中有不小一部分是道士、佛徒自神其教的作品，即或是文人史家的著述也几乎是抱着同样的目的，如干宝著《搜神记》便自言是为了“发明神道之不诬”。因之，其中不少作品或讲神仙道术，或谈巫鬼妖怪，或夸殊方异物，或言佛教灵异，目的都在证明神仙及幽冥世界的实有和神鬼的威灵，宣扬宗教迷信思想。如《搜神记》中《阮瞻》一篇，叙述“素执无鬼论”的阮瞻被鬼吓坏的故事，显然是在证明鬼神的存在。《蒋济亡儿》一篇，写蒋济亡儿死后在阴间衙门里当差，也很明显是为宗教的迷信思想作宣传。这类作品的作用是把人民带到宗教迷信的幻境里，麻痹人民的斗志，使之屈从命运的安排，为巩固现实的统治服务。它们是志怪小说中的糟粕，对后世影响也很坏。
志怪小说中的优秀作品，可能是民间故事。它们虽然也染上了神异的色彩，袭用了迷信落后的形式，但思想倾向却是与前者根本对立的。它们是借助神怪的题材，反映广大人民的思想和愿望。其中有直接暴露封建统治者的凶残、表现人民对统治者坚决斗争的，如《搜神记》中的《干将莫邪》，记巧匠莫邪给楚王铸成雄雌二剑后被楚王杀死，其子赤为父报仇的故事。不仅揭露了封建暴君残害人民的血腥罪行，而且突出地表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反抗压迫的英雄行为。山中行客见义勇为、自我牺牲为子赤复仇的豪侠气概，也体现了劳动人民在反抗压迫的斗争中的团结友爱。书中写行客持子赤头见楚王一段，尤其惊心动魄：
客持头往见楚王，王大喜。客曰：“此乃勇士头也，当于汤镬煮之。”王如其言煮头，三日三夕不烂。头踔出汤中，瞋目大怒。客曰：“此儿头不烂，愿王自往临视之，是必烂也。”王即临之，客以剑拟王，王头随堕汤中，客亦自拟己头，头复堕汤中。三首俱烂，不可识别，乃分其汤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
这种情节看来虽似离奇荒诞，却深刻地表现了在暴君统治下被迫害人民反抗的决心。又如《韩凭夫妇》，叙述宋康王霸占韩凭的妻子何氏，韩凭夫妇先后自杀的悲剧，暴露了封建统治者荒淫和凶残的本性，歌颂了韩凭夫妇生死不渝的爱情，尤其是何氏不慕富贵，不畏强暴的刚强意志。体现了劳动人民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高尚品质。
劳动人民的善良、勇敢、乐于助人、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在志怪小说中也有动人的表现。如《李寄斩蛇》，写穷苦的女孩李寄，冒着生命危险，砍死大蛇的故事。李寄的形象反映出劳动人民为民除害的勇敢和智慧，同时也说明了官吏的残酷和无能。
反映封建婚姻制度下青年男女为争取爱情幸福而斗争的故事，可以《紫玉韩重》为代表。作品叙述吴王的小女紫玉和童子韩重相爱，私订终身，吴王不许，紫玉愤恨而死。后来韩重在墓前痛哭，紫玉魂灵出现，和他在墓中结为夫妇。这个故事歌颂了他们爱情的坚贞，写出了封建时代青年男女爱情生活的不自由。《王道平》和《河间男女》也是这一类型的故事。其它如《列异传》中的《望夫石》，《搜神后记》中的《白水素女》，《幽明录》中的《庞阿》和《卖胡粉女子》，写的都是封建社会中青年男女婚姻不自由的悲剧故事，赞扬了要求婚姻自由的青年男女，客观上揭露了封建礼教的罪恶，具有反封建的意义。此外，《幽明录》中《刘晨阮肇共入天台山》一则，记载一个人仙恋爱的神话故事。唐传奇《游仙窟》在构思上显然是受了它的影响。任昉《述异记》中《园客》一则，还在劳动背景中描写了一个动人的人仙的爱情故事。
值得注意的是当道教、佛教大量编造鬼故事，宣传鬼的魔力以恐吓人民的时候，在民间却针对相对地产生了一些不怕鬼的故事。《搜神记》和《列异传》都收录的“宋定伯捉鬼”，不仅宣传了鬼魅不可怕，而且还借捉鬼的有趣故事，反映出人民的机智。《搜神记》还有好几篇类似这样的故事。如宋大贤对狐魅的一切恐怖手段都持勇敢无畏态度，终于伺机捉杀了狐鬼。安阳城南一书生，镇静而耐心地探询清楚各个鬼魅的来历，待天明以后才逐一锄杀。这类故事正反映了人民在现实生活中对待坏人坏事的勇敢和智慧。此外如《拾遗记》的《怨碑》、《冤魂志》的《弘氏》等篇，揭露了统治者的罪恶，表达了人民的抗议，也都是较好的作品。
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大都采用非现实的故事题材，显示出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但宣传宗教神怪的小说和进步的民间传说故事在本质上是绝不相同的。前者大力泻染神鬼怪异的灵验，麻痹人们的思想，削弱人们的斗志，是消极的浪漫主义。后者植根于黑暗社会人民的现实生活，以幻想的形式，表现了人民反抗强暴的意志和争取美好生活的愿望，它鼓舞人们热爱生活，激励人民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坚决斗争，因此是积极的浪漫主义。
处于小说发展初期的志怪小说，在艺术形式方面，一般还只是粗陈梗概。然而也有一些结构较完整，描写较细致生动，粗具短篇小说规模的作品。如《韩凭夫妇》、《李寄斩蛇》等篇中的人物形象已比较鲜明。又如《干将莫邪》，虽篇幅很短，情节却富于变化。在古代小说形成的初期已能达到这样的水平，是非常可喜的。
志怪小说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唐代传奇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沈既济的《枕中记》，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就渊源于刘义庆《幽明录》的《焦湖庙祝》以及《搜神记》中“卢汾梦入蚁穴”的故事。在中国小说史上，说狐道鬼这一流派的形成，就肇始于这时的志怪小说。如宋洪迈的《夷坚志》、明瞿佑的《剪灯新话》、清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等，都和它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宋人平话中的“烟粉灵怪”故事也都受到它的影响。如《生死交范张鸡黍》、《西湖三塔记》等，就出自《搜神记》相同题材的故事。志怪小说还给后世的戏曲和小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冯梦龙的《三言》，都吸收了《搜神记》的若干材料;关汉卿的《窦娥冤》、汤显祖的《邯郸梦》，是《东海孝妇》和《焦湖庙祝》的进一步发展;至于如《干将莫邪》被鲁迅改为历史小说《铸剑》，《董永》为今天黄梅戏《天仙配》的最早蓝本，这更是大家所熟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