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据北京法院网官微披露，因余征(于正)拒绝履行法院判决中“向陈喆(琼瑶)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的义务，陈喆依法申请强制执行。
北京市第三中级法院4月26日对此案进行强制执行，在《法制日报》上刊登判决主要内容，所需费用由余征承担。
2018年世界知识产权日当天，这份“被强制执行”的判决书，既彰显了法律规则的刚度，亦喟叹着创作生态之凋零。
早在2014年，于正《宫锁连城》部分情节涉嫌抄袭琼瑶《梅花烙》一事，就曾引起热议。彼时，琼瑶在微博发表给当时的广电总局的公开信中，呼吁停播并拒绝收看;再然后，2015年4月28日，琼瑶正式起诉于正侵权。输赢已定，公道早在人心。
不过此事中，执行法院耗时两个多月时间，利用多种方法才联系到于正，而且，似乎连“强制”都奈何不了“拒绝执行”。败诉数年而拒不道歉，看起来这是个人道德问题，但如果放到当下文艺创作的语境中来，怕是并非孤例。
同样值得一提的，还有两个经典案例：
一是11位网络小说原创作家联合状告《锦绣未央》原著作者周静(笔名秦简)和当当网一案。
这场维权整整持续了四五年，前后牵扯百来位小说作者、编剧和网友，只是时至今日，仍因“工作量大”而未有定论。
二是多年以前，作家庄羽以郭敬明《梦里花落知多少》一书抄袭自己的作品《圈里圈外》为由，起诉作者郭敬明、春风文艺出版社及销售商北京图书大厦。尽管最后庄羽胜诉，判决生效，但抄袭者却似乎赚得更加盆满钵满。
高调叫嚣而不悔改的话语，竟然比法院的正义判决还要响亮。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将造成怎样的反面示范可想而知。而《锦绣未央》迟滞的判决，更是让原创者深感耗不起这个维权成本。
前不久，自媒体人六神磊磊在微信公众平台发布文章，控诉有微博大号以洗稿的方式变相剽窃自己的原创作品，而有微博大号则第二天在微信上公开否认抄袭和所谓“洗稿”。双方各执一词，最终竟不了了之。
略显尴尬的是，我国现有的著作权法原则上似乎只保护原作品的表达方式，而疏于保护情节思想。据称，在某网上购物平台，甚至有网店公开售卖洗稿软件套餐。
一份属于他人的原创作品，稍作“修改”就可以变成自己发家致富的手段，如果对这种做法，没有开出倾家荡产与声名狼藉的罚单，那么不抄白不抄、抄了也白抄的“后来者”还会有什么痛感和耻感呢?
当我们喟叹中国电视剧烂片如云、好编剧奇缺的时候，当我们感叹学术研究浮躁成风、好论文凤毛麟角的时候，是不是也该反思法治环境对于原创的尊重和保护力度，以及市场环境对于版权的捍卫和认知层次呢?
任何时候，任何原创作品，都该是体面的、受人尊重的。
对于所有的抄袭事件，仅在报纸上刊登判决内容还没有足够的警示意义，司法当罚出作奸犯科者对公平正义的敬畏。
换句话说，如果抄袭者连句道歉都没有，胜诉的意义恐怕也就只能止步于底线的法理。（光明网 邓海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