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汉综合大词典(双解)》中，“士(bachelor)”通常指单身汉、文理学士、幼雄兽，本文中之“士(scholar)”一是指学者：有文化的人(A learned person)，二是指专家：在一定知识领域中的专业人士(A specialist in a given branch of knowledge);三是指学生(student)、公费生(scholar)和受过教育的、有教养的人(An educated person)。在旧中国科举制度中“士(scholar)”一是泛指“秀才(skilful writer)”，即通过乡试的读书人;二是泛指“举人(a choosed scholar)”，即通过郡县推举的秀才。在当今时代也可以泛指“知识分子、知识阶层(clerisy)”。
余英时先生，在其《士与中国文化》的引言中开宗明义提到，这里所用的“知识分子”一词在西方是具有特殊含义的，并不是泛指一切有“知识”的人。这种特殊含义的“知识分子”首先也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他可以是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文学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任何其他行业的脑力劳动者。但是如果他的全部兴趣始终局限于职业范围以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足条件。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所以有人指出，“知识分子”事实上具有一种宗教承当的精神。
然而，综观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表现，却有些令人失望，有的人已经沾染了太多的铜臭味，某些“专家”、“学者”早就把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们实际上已经沦为小圈子里既得利益集团的吹鼓手。不过，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些“专家”、“学者”的伎俩瞒不了已经觉醒的人民大众。
在《英汉综合大词典(双解)》中，“仕(be an official)”是指政府官员、公务员;在旧中国封建(Feudal China)制度中“仕(be an official)”泛指“士大夫(scholar-bureaucrat)”、“官僚(bureaucracy)”：即部门和其官员作为一整体的总称(The departments and their officials as a group)。旧中国最高封建统治者——“皇帝(Emperor)”，即封建君主(Emperor)、独揽大权者(Tzar)，为了宣扬其封建统治的合法性，通常自封为真命“天子(a Son of Heaven)”，声称“替天行道”，实则是为了巩固其“家天下(A Home Under The Sun)”能够千秋万代;中国“奴隶制王朝”周代后期，诸侯争霸，史称“战国时代”，秦国(赢政)呑并了“燕、赵、齐、魏、韩、楚等六国”，统一了中国以后，取周而代之，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封建的“中央王朝(The Central Dynasty)”——中国传统习惯称为“朝庭”，赢政则自封“始皇帝(The Beginning of Emperor)”。
自那以后，封建君主制度便在华夏大地上流行了两千多年，期间曾产生了强大鼎盛的“汉、唐”两代文明和“元、明、清”三代盛世。其奥妙之处就在于“朝庭”系以宰相(prime minister in feudal China)为首的一群士大夫(scholar-bureaucrat)的同流合污下设计了一套严密的官僚制度(bureaucratic system)：一套行政制度，需要或倾向于一个复杂的过程从而阻碍有效行动的行政制度(An administrative system in which the need or inclination to follow complex procedures impedes effective action);为了在全国范围内全面贯彻“朝庭”的行政政策，皇帝就通过郡县官僚制施政，并采用殿试(palace examinations)制度来“选贤任能”，使“秀才”们能够“学而优则仕(A learned person of superexcellence gets to be an official)”。这个或许就是封建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吧。
在自给自足的中国农耕文明时代，能够“学而优则仕”的“秀才”毕竟只是少数，皇帝的“家天下”也没有多少个官位来容纳“天下”的“秀才”们，因此皇帝也只能通过“殿试”来“选贤任能”，凡通过“殿试”者即成为“进士(an advanced scholar)”。“秀才”们“悬梁刺股”般的“十年寒窗苦读”，唯一的目标就是为了一旦“金榜题名时”而“光宗耀祖”，“进士(an advanced scholar)”中的前三甲，即“状元(Number One Scholar)”、“探花(Number Two Scholar)”、“榜眼(Number Three Scholar)”便会“鲤鱼跳龙门”般摇身一变为统治万民的“士大夫”，成为贵族菁英(aristocratic outstanding person)之一员，幸运者甚至可能成为万民艳羡的皇家“乘龙快婿”——“驸马爷”(Emperor’s son-in-law)。这就是中国封建时代“由士转变为仕(from a scholar be translated into a scholar-bureaucrat)”的过程和结果。
然而三年一次的“殿试”能够中“进士(an advanced scholar)”的名额依然非常有限，大多数具有真才实学而又多次落榜的“秀才”们该怎么办呢?有的选择归隐山林、著书立学、自成一派大家;有的选择归隐田野、昼耕夜读、自得其乐;有的选择乡间私橱的三尺讲台、为乡间顽童(imps)授业解惑(gives course of study and disabusing)，担当起百年树人、教化民间的神圣责任;有的选择闯荡江湖、“士为知己者用”而附身“官僚”，以“师爷”、“幕僚”身份“参政议政”。中国传统文化中“士”与“仕”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君不见中国历代“士大夫”们“忠君爱国”思想贯穿于中国文明史吗?
“国画(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在“中国传统文化(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s)”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国画”中的“仕女画”就曾经长盛不衰，宋、明两代尤为盛行，明代唐伯虎的“仕女画”最为著称于世。那么，为什么中国“国画”盛行“仕女画”而不盛行“士女画”呢?这大概是中国传统的“官场文化”在起作用吧。所谓“仕女”就是指“官家小姐、太太(An Official Dona)”、“大家闺秀(A Girl of Rich and Powerful Family)”，而“士女”一词在汉语词典中却找不到踪影，我想大概是普通的“平民姑娘(a civilian girl)”、“小家碧玉(a jasper of civilian family)”在旧中国强大的封建等级观念下只能下得了“厨房”而上不了“厅堂”的缘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