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玻璃未进入中国之前,我们的先人曾经历过以清水为镜、以瓦石为镜、以铸铜为镜三个阶段。用铜铸造的镜子,称作“鉴”。《红楼梦》中提到的那个“风月宝鉴”,不过是一面被妖魔化了的铜镜而已。因为镜子具有参详对照功能,所以古人常常用它说事。东汉荀悦提出君子有三鉴:“鉴乎古,鉴乎人,鉴乎镜。”到了唐太宗那里,这三鉴又有了新发展,所谓“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自此而后,把历史看作镜子,几乎成了我们读史的常识。为好玩而读史的人固然也有,但玩过之后,有意无意间也会与现实相比照。
国人之启蒙,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基本上不是始于童话而是史话。过去的孩子,从父母那里听到的大多是益智的历史故事,而很少是甜蜜如梦的童话;私塾的蒙训教材中,大约是没有童话的。即便在我记事时,耳边听到的除了民俗和神话外,更多的也是历史故事。一部《三字经》,通篇开列的尽是历史故事。至于成语辞典中有多少历史典故的成份,更是数也数不清。难怪有人把中国人与犹太人并列为两个最重视历史的民族。
直到今天,这种现象仍然保持着一定的热度。只要看看影院的海报、荧屏的预告、书店的货架,再到大学或社区里听听那些叫座的名家演讲,你就会明白此言非虚。央视的百家讲坛一度那么火,并出现了像易中天、纪连海等一批有fans追捧的“明星学者”、“学术超男”,多多少少也与说古讲史有关。
为何会生成这种现象,并一直延续至今,这与我们看待历史的态度有关。通俗一点说,是因为历史对我们有用。一部人类发展史,其中确实有我们值得遵循的规律和值得借鉴的经验。作为先人经验教训的总汇,历史就像镜子一样,可以鉴往知来,观古明今。其中,经验可以用来参照效仿,不必再耗尝试的精力;教训能够用来规避风险,不必再犯过去的错误。口头上抑或是书面中,人们之所以每每提及“古话说”、“常言道”,就是以古训为规范,用来警示自己,晓谕别人。把历史看作镜子,从而知荣辱、端品行、明是非、看得失、论成败的做法,凸显出中国人读史的功利性。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功利性取向的生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整个国家都看重历史。由于历史关系到整个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弘扬,编史、修史便不再是个体行为,而是作为立国之大事。以至于从很早开始,就由国家来设置专门的机构和史官进行操控和管理。信而有征的历史记载可上溯到春秋,大胆一点推断,可能始于商周。这也充分说明,历史的重要性在中国,于数千年前就已经上升到公共建设的层面了。官方的重视程度如此,民间对读史、学史的热情就可想而知了。
借助历史这面镜子,广阅历、长见识、增智慧,乃至知人论世,并不是一件坏事。但是,历史这面镜子果真像日常生活照镜子那么灵便自如、简单好用吗?
历史演变的因果关系,毕竟不同于科学实验。历史不是数理化给定的公式,既不可能完全拿来解释现实问题,更不可能完全拿来解决现实问题。历史这面镜子中的图象大多已经基本定格,而现实社会正处于不停的流变中,每天都有可能发生新的事物。
其次,历史具有两面性。譬如,在宋史中,打败仗、丢土地、赔银蔖几乎成了家常便饭,读过之后,满眼尽是屈辱和悲愤,最伤民族自尊。但正是在这样一个积弱不振的朝代,市井发达,文化繁荣,老百姓的生活相当平静和富庶,诗化的人文生态更是令人神往。别的毋须铺陈,仅看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序中那不到600字的描绘,就足以让我们领略到宋人的生活是多么滋润,以至于有人大呼「我愿生活在宋朝」!一部宋史,如同《红楼梦》中的“风月宝鉴”,可以说是忧患与闲适并存,衰微与辉煌同在。
再者,也不是所有史实都能用来作镜子的。在浩繁的历史卷牒中,常常是真相与伪诈、精华与糟粕、真理与谬误混杂在一起。对于普通读史者来说,不可能披沙拣金,一一地去辨识考证。过多的经验,有取用不竭的好处,也有不知所从的抵牾。有点像服用滋补药品一样,在吸取营养的同时,还要警惕其毒副作用。作为经验教训的历史,即便是经过前人的去芜存菁,那也是通过文字语言的化约和结晶才传到我们手中的,要感同身受地加以体认和转换,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通俗一点说,拿过去的钥匙解现在的锁、开未来的门,不是不可为,而是不易为。
清代吴若华在《新磨古镜》中吟道:“阅古兴亡疑有眼,辨人好丑总有声。玉台妆罢时时拂,莫使浮尘又暗生。”这首诗作,借“妆罢时拂镜”劝诫世人不要让浮尘遮蔽了自己视线的用意是好的,但无论修史、治史还是教史、读史,完全抱着实用主义的态度,就恐非所宜了。在博大精深的历史遗产面前,学以致用,引以为鉴,这只是读史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意义。在不经意中享受乐趣,在无意识中营养身心,未必不是一种优雅的读史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