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清代岁时节日习俗
岁时习俗是随着时序、节令变换、气候、物候变化在民间形成的约定俗成的惯制。这种习俗由于与“天时”相合，因此，在源远流长的传承过程中，变化甚微。然而，节日习俗便不同了，尽管也同岁时习俗一样，依时序、节令为转移，强调其季节性，但却带有极强的人文因素，具有浓厚的文化色彩，因此，在传承过程中，随着人们对节日的兴趣的增长、消减或转移，其变异是显而易见的。
清代岁时习俗基本沿袭了前代的俗制，没有什么变化，而节日习俗却在传承过程中产生了部分演变，其表现为旧有习俗的内容更加丰富和繁盛，节日习俗的性质的变异，新的节日习俗的形成，满汉文化的相互渗透。
(一)日趋繁盛的民间传统节日
清代民间传统节日不可胜数，但规模之大、流传之广、内容日趋丰富的当数年节、元宵节、端午节和中秋节。人们在这些节日习俗中不断创造了多彩斑斓的文化氛围和吉祥喜庆的气息。
1.清代年俗
年节，是我国各民族普遍重视的节日。由于各民族所使用的历法不尽相同，生活习惯不同，因此年节的时间亦有先后之分。汉族及部分少数民族过的年节是指阴历年。清代一过腊八，年事活动便逐步开始，直至正月十六送罢瘟神，整个年节才算结束。苗族的苗年从夏历十月初五过到十一月二十五日。彝族的彝年一般于彝历十月上旬由毕摩(巫师)占卜吉日举行，节期三日。羌族的羌年定于夏历十月初一。水族的端节于每年水历十二月下旬至翌年二月(阴历八月下旬至十月上旬)，每逢亥日，各地按传统习俗分批过节。
哈尼族过十月年，节期约五日。塔吉克族要在三月间举行“奇地前笛尔”年节。藏族的藏历年是在藏历正月初一举行。可以说，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年节习俗，但是，汉族的年节习俗发展至清代，不仅流传地区、民族得以扩大和增加，而且因城市商文化的繁荣和农业经济的恢复、发展等诸多因素使年节习俗注入了更多的文化内涵和轻松的吉庆氛围。
实际上，年节习俗按内容可划分两大时间段：腊月初八至除夕为辞旧岁;正月初一至十六为迎新年。辞旧岁多与驱邪避秽相关，迎新年多与纳吉祈福相连。
(1)腊八食粥
清代腊八，全国大部分汉族地区都要喝腊八粥，此粥已从原来的“七宝粥”、“五味粥”的基础上增至“八宝”，并加以点缀，成为既好吃、又好看的腊八粥。它“用黄米、白米、江米、小米、菱角米、栗子、红江豆、去皮枣泥等，合水煮粥，外用染红桃仁、杏仁、瓜子、花生、榛穰、松子，及白糖、红糖、琐琐葡萄，以作点染。”①尽管腊八食粥以驱鬼的古俗不复存在，但食粥以祈年丰人旺的古俗仍依稀可见，并增加了悦人的成份。
①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腊八粥》。
(2)过小年
小年通常是在腊月二十三祭罢灶神之后，于二十四日夜举行。过小年乃是为了提前过年，提前驱灾免难，招财纳吉，清人笔记中有关于安庆相城(今属安徽)县人过小年的情景：“二十四晚，设酒醴以延祖先，自密室达门面，内外洞澈，灯烛辉煌，而花炮之声达于四巷，几与除(夕)夜无异，土人谓之小年。”②小年之隆重尤胜前季。
②清·姚兴泉：《龙眠杂忆》。
(3)年前备春联、贴春联
也叫“贴春帖”。此俗源自古代的桃符。春联的正式命名源自明代，至清，春联习俗已具规模，有专门书写春联的书家，有为书家写春联而设的市肆书棚。清人记载了这一情景：“自入腊以后，即有文人墨客，在市肆檐下，书写春联，以图润笔。”③清代京城人家得春联后，要在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祭灶之后，“渐次粘挂，千门万户，焕然一新。”④由于其中带有祈求神灵的意义，因此，在粘挂前必须举行净手、焚香、放鞭炮等仪式，以示对贴春联的恭敬。
民间春联用纸，多用红纸，以图吉庆，但清内廷、王公和宗室写春联，都要用有别于民间的镶有红边或蓝边的白纸，而且这种纸除了书写春联外，不得擅自挪为它用。
③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春联》。
④同上书。
(4)旧年除秽
腊月二十五，清人承前之俗，仍要举行驱邪除秽的祭祀活动，但其中已加进了祈秋的含义。这一日多举行“照田财”(亦叫“照田蚕”)除秽祈秋活动。“村农以长竿燃灯，插田间云，祈有秋，焰高者稔，谓之照田财。”①
除秽习俗的又一表现是“扫年”，祭罢灶神便陆续开始，家家都要将房里房外彻底打扫一遍，家内摆设、衣物、被褥也要全部清洗一番，最晚者也要在除夕完成。有记载说：“送灶神后，扫除祠堂舍宇。”②又说：“当除之夕也，洒扫庭阶，陈设供奉，入更后，启外门鞠躬迎神以入，奉爵以安神位献岁三日，不敢洒扫，虑尘神几筵也。”③
在福建、台湾等地区，各家要在除夕日的上午赶做“门头纸”。这种纸是用黄纸折叠而成的长条形，外包一层金纸，两端各贴一红纸圈。因“扫年”已罢，故除夕午后，便在两扇门的左右各贴一张，象征封门，实际上就是将秽气截于门外。直至正月初五，在祈神招财等民俗活动之后，才将这封贴撕下，然后带至野外空旷处焚化，并烧香祭拜，以谢门神之功德。
分类笔记 焚香 焚香致敬
①清·顾禄：《清嘉录·照田财》。
②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岁暮杂务》。
③清光绪年间编修的《祥符县志》。
(5)除夕之夜
除夕夜除秽驱邪习俗进入高潮，不仅要扫房以去尘秽，而且要向尊亲师
友辞岁。在南方“卑幼行礼于尊长，以别岁”;④在北方，还增加了向亲友辞岁的习俗和新婚者去岳家辞岁的习俗。通常人们在辞岁后要返回家中，先净手洗脸，然后祀祖供神，焚香燃烛敬天地。再后全家团拜，喝分岁酒，吃荤素细馅水饺，给压岁钱。全家聚坐食饮，直至天明。北方的守岁俗为“高烧银烛，畅饮松醪，坐以待旦”①;南方的守岁俗为“子弟称觞，为长者寿，环侍香案，通夜不寐”②。“辞”俗之盛是为了取悦神祖，恫吓鬼灵，为新年讨个吉利和顺气。因此，新年一到，整个民俗氛围便从“驱逐”转为“纳迎”。
④清·顾禄：《清嘉录·辞年》。
①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
②引自《牟平县志》。
(6)大年初一招财进宝
正月初一招财神是新年纳迎的主要内容之一，此俗流行于全国各地，只是各地表现形式不同。
清代，皖南、苏北、淮北尤盛“挂门钱”之俗。清人姚兴泉描绘了桐城人过年风俗，“桐城好，元旦贺新年，大族中堂悬福字，小家单扇贴春联，处处挂门钱”③。所挂的门钱，是用五色纸剪成铜钱的串状，然后在初一一早挂在房门的门楣上，以象征招财进宝。
四川地区则流行“装财神”风俗。正月初一，“乡里无赖以粉墨涂面，执鞭为优伶，立于诞(马)中，主人必给钱乃去。”④这些乔装打扮的文武财神，敲锣打鼓去各家贺年，以示送财送宝。“挂千”亦称“挂钱”、“门笺”，则流行于满、汉族地区。清人富察敦崇记载：“挂千者，用吉祥语镌于红纸之上，长尺有咫，粘之门前，与桃符相辉映。其上有八仙人物者，乃佛前所悬也。是物民户多用之”⑤。吉祥语多用“五谷丰登”、“吉庆有余”等。满族的“挂千”用白纸，中间刻一满文“寿”字，外为金钱花纹，正月初一粘贴于门楣之上，以象征招财纳吉。
③清·姚兴泉：《龙眠杂忆·时令类》。
④引自《新繁县志》。
⑤见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挂千》。
(7)过年贺正、逛庙会
清代过年，仍沿袭旧俗，家家走亲拜友，互贺新年，恭喜发财。清同治年间编纂的《淡水厅志》载：“正月元旦，焚香，衣冠，祀祖谒神，向吉方出拜亲长师友，曰‘贺正’。”互送“拜年帖”(现在的贺年片)已成为城乡遍及的习俗。
过年逛庙会，在清代已成风气。
《清稗类钞》载：“京师各庙，辄有集市，百货充盈，游人纷沓，俗谓之‘逛庙’。逛庙有定期，京师广宁门外财神庙，庙貌巍焕，报赛最盛。每岁正月初二日倾城往祀，商贾妓女尤夥。庙祝更神其说，谓借神前纸锭怀归，俟得财当十倍以酬神，故皆趋之若鹜也。”
此时庙会已与商业文化联系为一体，就拿北京厂甸庙会来说，元季为海王村，清初尚不繁盛，但至清乾隆年间，形成市肆，每年夏历正月初六至十六日，谓之开厂甸。在这段时间内，地摊一个接着一个，卖珍宝、书画、古董、碑帖、南纸的，卖各种饮食、玩具、首饰、花卉的，还有演曲艺、耍杂技的等等，都借众人逛庙拜神之际，借“集贸”发财。而众人也在逛庙会时买上几件可心的东西，图个新年吉利、财运亨通。
逛庙会不独京都有，许多地方，特别是城、镇，均于清代形成风气，成为一种新的文化时尚。
2.元宵节的“灯火”
明季元宵节上灯就已约定俗成，至清代，更创盛大之风。“京师灯市，始正月八日，至十三日而盛，十七而罢，市规也，张灯亦如之。张灯之地，以正阳桥西廊坊为最，巷有五圣祠，康熙癸卯，里人燃灯祀神，来拜观者如堵，因广衍为阖巷之灯，巷隘而冲，不容并轨，车旋辔马，仕商往来经之者，
十率八九。向夕灯悬，远近游观，不下万人。施放烟火，鼓吹弦索，走桥，击唱秧鼓，妆耍大面具，舞龙灯诸戏，亦趁喧杂，蚁聚蜂屯，纷沓尤甚。巷多楼居，灯影上下参差，辉璨如昼。灯之类，流珠、料丝、画纱、五色明角、麦秸、通草、百花、鸟兽、虫鱼、水墨及走马鳌山等，巧变殆尽。”①元宵节之夜上灯之俗，其隆重与繁盛，遍及全国。
①引自康熙年间编撰的《宛平县志》。
(1)江南的上灯落灯
清代，江南一带通常十三日上灯，十八日落灯。清人如此描述了江南上灯落灯的情景：“十三夜，悬点灶灯于厨下，凡五夜，至十八夜止。”而十三日夜通常家家要吃团子，到了十八日落灯之夜，便要改换食面条了。在杭州一带，还要在十三日的前一日将灯节所引龙灯拿到龙神庙“点睛参谒挂红，称为龙灯开光”②。此夜，赴吴山龙神庙的各路龙灯，相互戏耍，飞舞腾跃，十分壮观。
②参见清·范祖述《杭俗遗风》。
(2)蜀地的灯山会
四川一带的灯节就显得更加繁缛。在四川西部，从正月初九“开灯”时，邻里相约，轮流设宴聚饮。初九这一餐叫“试灯宴”，每夜一家坐东设宴，直至十六日。聚饮时，各家室内厅堂都必须挂灯亮盏，以示驱秽求吉。当地称此俗为“灯山会”③。
③参见《峨眉县志·方舆志》。
四川东部一带，灯节之俗略有不同。正月十五日夜，各家各户室内四处挂灯笼，不设坐东宴，而设家宴。全家人围坐一桌，聚饮共食，以贺新岁。
四川东、西部还流传着一种特殊的灯节习俗。正月初九日，从家里到户外，从街头到路口，从田间到地头，都要竖竿点灯，以驱逐不祥，保佑新年平安无事。灯名也多有求吉祈神之内容，如“玉皇灯”、“天灯”、“五谷灯”、“雁鹅灯”，等等。
(3)驱秽逐邪的“灯”
灯节中保留的驱秽逐邪之俗是从古傩演变而来的具体特指习俗。清代，安徽、湖北一带要举行“照虚耗”仪式。清道光九年(1829年)《阜阳县志》卷五记载着：“(上元夜)门户、碓、井等备设灯，谓之照耗”。照耗的象征意义与古傩的象征意义并无二致，只是所驱、所照对象更加具体化了。
江苏北部地区，元宵夜要引火烧田，烧死害虫及虫卵，祈求丰收①。苏北有童谣：“灯笼亮，火把红，正月十五炸麻虫(亦称照麻虫)，场边田边都炸到，炸得害虫影无踪。”
陕西一带，又演变成“照黑角”，元宵节之夜，除家家户户要挂灯亮盏，使屋内灯火通明外，还要派人专门挑着灯笼把房前、屋后、院中的所有黑暗角落全部照一遍，以示逐秽驱邪。
①参见清康熙年间编撰的《直隶通州志》。
(4)求子的灯
清代元宵节的灯俗还与求子有关。在四川东部有“偷檐灯”之俗，偷灯者多为不孕妇女，或尚未得子人家，由于元宵节各家各户都要在房檐下挂灯，不孕妇女或无子人家的一人便会趁夜深人静时，偷偷溜到事先相中的一家(这家通常为子孙满堂)，将这家檐下的灯偷至自家，以兆新年得子。
广东元宵节求子，却要酬灯。《广东新语》载：“广州灯夕，仕女多向东行祈子。以百宝灯供神。夜则祈灯取采头。凡三筹皆胜者为神许。许则持灯而返，逾岁酬灯。生子者盛为酒肴庆社庙，谓之灯头，群称其祖父曰灯公。”当然，这一习俗略显带有火神崇拜的原始宗教的痕迹。
3.端午节的厌胜物
清代端午节的厌胜物已从古代朱索桃印、艾人、五彩缕、赤灵符中滋生出更多的新的厌胜物，但其中驱邪除秽的根本意义没有变。
(1)天师符
据清人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记载，每逢端午节，北京一带的街面店铺，都用尺幅黄纸盖以朱印，或绘画天师、钟馗之像，或绘画五毒符咒之形，悬而出售。人们争相购买此物，并将其粘贴在中门，以此避灾驱邪。天师符一般为端午节那天贴挂，于五月初六日撕去。很明显，这一厌胜物是由古代朱索桃印、赤灵符演变而来的，增加了更形象的文化内涵。
(2)彩葫芦
这是一种流行于北方地区的端午厌胜物，它是用五色彩纸折叠成形后，用剪刀剪裁或浆糊粘贴而成的。有圆形、方形、菱形等多种式样，下缀以彩穗，挂在房门上。这些被剪成的“各样葫芦，倒粘于门阑之上，以泄毒气，至初五午后，则取而弃之。”①
这种厌胜葫芦还被深闺中的巧女用绫罗制做成葫芦状的小巧之物，配以小虎、粽子、樱桃、桑椹等，用彩线穿为一体，然后于端午日悬于姑娘的钗头，或系在小儿的背上②。
这是古代五彩缕的变体，使这一抽象的、简单的厌胜物注入了更生动形象、丰富具体的内容。
①参见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
②参见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
(3)染指甲
清代，此俗流行于全国许多地区。端午日，年轻妇女要摘凤仙花，并将其捣成汁，然后用它涂染指甲，直至指甲染红为止。通常要依据年龄来确定
染指的多少，小女孩一般十指均染，年龄稍长者仅染无名指和小指①。民间认为，染指可以避邪，加之染指亦美，故形成风气。此外，端午的厌胜物还有插于门旁，以禳不祥的菖蒲、艾子;为孩子特制的百草袋，绣有花果图案的彩色肚兜，缠在手、脚、颈上的五彩线;用菖蒲、艾等熬制的沐浴水等等。
(4)恶五月的禁忌
自古以来流传着五月为“恶月”、“毒月”之说。民间认为该月毒虫滋生，瘟疫流行，易得病灾，因此形成了许多禁忌。至清代，五月禁忌沿其古俗又有所发展，形成了该月不迁居、不糊窗隔②的禁忌习俗。北京一带民间流传端午日井水有毒之说，故该日禁忌从井中汲水，每户都要在前一日争相汲水，蓄满缸釜③。
上海一带忌讳称恶，故称善月。
①参见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
②参见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
③参见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
4.中秋节偷摸不算偷
中秋节是我国传统节日，流行于全国各地。清代的中秋节不仅沿袭了古俗，还形成了拜月、烧斗香、走月亮、放天灯、树中秋、点塔灯、舞火龙、曳石等活动。最具特色的当属“偷”俗。
(1)偷儿女
在陕北地区，中秋之夜家家都要摆瓜果祭月、赏月。一些无儿无女的人家便会于夜深时去别人家偷摸一些红枣、瓜果等食物，取其“早生贵子”之吉。即使此行被主人家发现，主人也不会追究，只装未看见，一笑置之。
(2)偷瓜送子
还有替未得子人家偷瓜的。黄河、长江流域地区，中秋之夜会有一队队儿童到田里偷摘南瓜，瓜上画上婴孩，或插泥人后，送到无子或新婚人家。拖泥带水的瓜被孩子们放进这些人家的被褥之中，主家亦不得恼怒，还须热情款待这些送子儿童。
湖南、贵州一带则由不育者的亲友去邻里菜园偷冬瓜，以彩色绘成人面，又裹以衣服，呈人形，送至不育人家。其妇得瓜，要剖食之，以为这样做可得子。
(3)偷月亮菜
在湖南新晃侗族地区，每逢中秋之夜，便有偷月亮菜之俗。传说，此夜月宫仙女下凡，为人间洒甘露，而食了这些洒有甘露的菜、瓜等，便可延年益寿，福星高照。入夜后，妇女们便相约结伴，打着伞去各自恋人家偷菜，偷罢，还要大声招呼一声主人去家里吃油茶。若要偷到成双生长的豆角，则为喜兆;若是偷些肥瓜、毛豆，则象征自己的孩子健康、壮实。小伙子也有偷菜的，但多在地里野餐吃掉，不可带回家。
(4)摸秋
在黄河中下游、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等地，中秋夜亦有偷摸之俗。未孕妇女要在小姑的陪同下，到田野爪架、豆棚下偷些瓜豆。传说偷摸南瓜，易生男孩;偷摸扁豆，则生女孩;若要偷到白扁豆，那更是吉兆，除生女孩外，还象征着夫妻白头到老的好兆头。清人梁绍壬说：“鸠兹(芜湖之古称)俗，女伴秋夜出游，各于瓜田摘瓜归，为宜男兆，名曰摸秋。”①
陕西一带的偷俗略有不同，中秋夜，家人令小孩去附近秋田去偷摸一样东西，若摸到葱，父母则认为此孩儿长大会很聪明;若摸到瓜果，则认为孩子长大不愁吃喝。
中秋夜偷摸不仅不算偷，而且被偷人家还有纵偷行为，但过了中秋节，若要再偷，那可就要按贼来惩处了。
①清·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
(二)民间传统节日习俗的变异
一般来说，民俗事象一旦形成，便大致保持着相对稳定性。但是，尽管如此，由于受到社会的、政治的、生活的种种因素的影响，民俗事象在流传过程中仍然会产生内容或形式上的变异。
1.花朝节演变成“春龙节”
夏历二月初二于唐代为踏青节或曰花朝节，至明以后便增加了撒灰引龙之举，俗称“龙抬头”，到清代，此俗已形成规模，取代了原来的花朝节，被定为春龙节。清咸丰年间地方志记载：“……以(二月)二日为春龙节，取灶灰围屋如龙蛇状，名曰引钱龙，招福祥也。”②此日，各家做韭菜馅的荤、素饼，并用油炸后再食，称为“熏虫儿”③。人们称这种饼为“龙鳞饼”，称所食面为“龙须面”。这一日还禁忌妇女在家用针线，以为用了便会伤害龙的眼睛①。
原花朝节被挪至二月十五日，有记载：“十五日曰‘花朝’，小青缀树，花信始传，骚人韵士，唱和以诗。”②
2.上巳节演变成春游节
清代，三月初三上巳节的祓禊之意已基本趋于淡化，转而为娱乐性的春游节。这一日，民间有流杯、流卵、流枣、乞子和戴柳圈、探春、踏青、吃青精饭以及举行歌会等活动。传说三月初三日还是“荠菜花生日”，于是，人们在踏青时，无论男女都要采摘此花，男子将花戴于胸前，女子将花戴于发上。它有祈明目和装饰双重作用。
三月初三亦是南方许多民族的歌节，壮族要赶歌圩、举办歌会;侗族有对歌、踩堂;瑶族、布依族、水族等都以三月初三日为歌节。是日，青年男女相会对歌，谈情说爱。
3.乞巧节演变成七娘会
夏历七月初七的乞巧节，清代于福建、广东、浙江等地又演变成七娘会。
②引自清咸丰年间编撰的《武定府志》。
③参见清康熙年间编撰的《宛平县志》。
①参见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
②参见清康熙年间编撰的《宛平县志》。
《广东新语·事语》记载：“七月初七夕为七娘会。乞巧，沐浴天孙圣水。以素馨、茉莉结高尾艇，翠羽为篷，游泛沉香之浦，以象星槎。”七娘会的参加者，均为姑娘，她们每人集资若干，抽空用通草、色纸、芝麻、米粒等制成各种各样的花果、仕女、器物、宫室等，在初六那一日杂以针线、脂粉、古董、珍玩、花生、时果等列在庭内八仙桌上，供人评赏。初七日开始迎仙、拜仙、拜牛郎等，礼节相当繁缛。这一节日不仅包含了妇女乞求智巧的古俗，而且演变成了民间自发组织的集团民俗活动和由此产生的繁缛的祭神礼仪。
而在山东一带又演变出贺牛生日的习俗。由于牛郎织女婚配得助于老黄牛，因此，民间又将乞巧节演变成牛生日。清人记载：“七月七日，……牧童采野花插牛角，谓之贺牛生日。”①这一日要以酒食款待耕牛，以示恭敬。
4.晒虫节演变成晒袍会夏历六月初六日为汉族传统节日——晒虫节，宋季亦称“天贶节”。清代衍化出一些新俗。上海裁缝要在这一日聚集于城隍庙举行晒袍会，活动包括洗涤神器和城隍衣饰，还有集市庙会、戏文演出等。这一活动已明显带有行帮社会习俗的特点。江浙一带妇女还于该日洗发，俗传这样做可使头发不腻、不垢;更有“牵猫犬浴于河”②者，认为可避免虱蛀。苏北是日嫁女，要特备腊肉肘和水果花红，馈赠出嫁女儿，以图吉利。
云贵一带的布依族是日要宰猪杀牛，包粽子祭祠祖先;吃五色糯米饭，以贺五谷丰登;用白纸做成三角小旗，沾上鸡血或猪血后，插在田间地头以防蝗灾③。
5.无定日的老鼠嫁女
“老鼠嫁女”是汉族民间广为流传的祀鼠活动，亦称“鼠纳妇”，清代的地方志书上已有记载，只是“老鼠嫁女”没有统一的、固定的日子。四川定在除夕，苏南定在正月初一，苏北为正月十六，湖南又为二月初四。活动内容也五花八门，湖南一带是日要遍插蜡烛于屋角、过道，彻夜通明，大人、孩子都要早早上床睡觉，以示回避。苏南则整夜不点灯睡觉，曰“老鼠嫁女”
①。江南人家还为老鼠嫁女准备喜糖，家家炒芝麻糖、爆秫米花等，晚上摆
①引自清咸丰年间编撰的《武定府志》。
②参见清·顾禄《清嘉录》。
③参见清·李吉昌：《南笼府志》。
①参见清光绪年间编撰的《武进阳湖县志》。
于鼠洞口，敲锅打响，为老鼠催妆。民间认为，该夜将老鼠遣嫁出门，可防
老鼠咬啮衣物，以求吉利。
(三)清代形成的民间节日
民俗的特点，不仅表现在时间上的传承凝聚力方面，还表现在空间上的播布广泛性方面。正因为此，民俗事象才能在流传过程中保存其最古老的母题和最凝重的核心，呈现其传承的持续、稳定性。同时，由于历史变迁、民族迁徙、文化交流等诸因素的作用，又使旧有民俗在广泛交融、碰撞中形成了新的、独特民俗。
清代是中国传统民俗活动最繁盛，流传空间最广泛的时代，因此，也就促使一些古老的民俗事象在交融与碰撞中形成了新的内容和表现形式，这尤其体现在节日习俗中。
1.苗族“跳月”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贵定一带，早在清康熙以前便有一种独特的年俗活动，人称“跳月”。最早的文字记载是清代田瑞之于康熙年间所著的《黔南竹枝词》的一首诗：“花树跳花花一族，月场跳月月三更;浓装只爱悬珠好，雾壳争如绘腊精。”
清康熙年间(大约在1661年后)，苗族的“跳月”便成为一种有组织的民间传统年俗活动，有固定的地点和时间，由寨老牵头承办。最初月场并不多，随着活动造成的日趋广泛的影响，每年参加者人数的不断增加，月场便在居住较集中的地方逐渐增设，并在时间上采用了交叉排列的方式，除正月初一和正月十八日不设月场外，其余孟春日均有月场，只是月场地点不同而已。
清乾隆年间，贵州巡抚爱必达描述了苗族跳月之景：“花苗……孟春合男女于野谓之跳月，择平壤为月场，以冬青树一束植于地上，缀以野花名曰花树。男女皆艳服，吹笙踏歌跳舞，绕树三匝曰跳花。跳毕，又视所欢，或巾或带与相易，谓之换带。然后通媒约，议聘资，以妍媸为盈缩。”①
①清·爱必达：《黔南识略》第二卷。
道光年间又有人记载：“花苗，每岁孟春合男女于野，谓之跳月，预择平壤为月场。及期，男女皆更服饰妆。男编竹为芦笙，吹之而前，女振铃附之后以为节，并扇舞蹈，回翔婉啭，终日不倦。”②
②引自清道光年间编撰的《黔南丛书·黔书》。
至清中叶，各地土司为了祈福免灾，依靠权力和财力在自己门前设场，致使“跳月”活动愈演愈烈。
“跳月”一般没有什么固定程序，青年男女、中年妇女和小女孩都可参加。参加者可随时进场，也可中途退出。“跳月”要根据人数分成若干组，每组前面必须是两名男青年芦笙手，后面跟着女青年，不过女青年的人数多少完全取决于男青年个人的风姿和吹奏技艺。这些未婚姑娘和已婚妇女跟在她们所爱慕或钦佩的男子后面，踏着芦笙节奏，翩翩起舞，绕场而行③。
③参见黔南州文化局编印的《黔南民族节日通览》。
2.花儿会
在甘肃、宁夏、青海等地的回、土、东乡、撒拉、保安、裕固等民族中流传着名叫“花儿”的传统歌会，每年夏历四月或五、六月举行，会期为5天。据传，花儿会在西北地区已有200至300年的历史，也就是说，在清康熙至乾隆年间就已形成规模。
花儿会规模最大的当属甘肃境内莲花山花儿会和青海境内的五峰山花儿会。莲花山花儿会每年夏历六月初一至初六举行，人们一方面到这里朝山，一方面前来赛诗对歌。前来参加花儿会的歌手要自动组成10人左右的
班子。男女均有以这样方式组成的临时“花儿班子”，然后向莲花山进发。按照花儿会的“规程”，凡是赶会经过的村子，都由本地歌手用一道道马莲绳拦住客人，并且对歌。当四面八方的歌手汇集到莲花儿山下的时候，按照花儿会的“规程”，正式的“对歌”进入高潮。无数组“花儿班子”开始两两对歌，莲花山成了歌的世界。
3.锡伯族“杜因拜专扎坤”节
“杜因拜专扎坤”是锡伯语音译，译成汉语即“夏历四月十八日”。据沈阳太平寺锡伯族家庙碑记载，锡伯族公元16世纪前居住在东北地
区，18世纪中叶，清政(蟹)府在新疆伊犁设立将军衙门，统辖新疆，并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从盛京(今沈阳)所辖的沈阳、辽宁、开原、义州、凤城、熊岳等17个城镇，抽调锡伯族官兵1016人，连同家属共3164人，编成10个札兰(队)，在满族协领哈木古朗和城守尉喀什尔西带领下，于夏历四月十八日从盛京启程，于乾隆三十年七月，抵达新疆伊犁地区“屯垦戍边”，并长期驻留至今。新疆的锡伯族为了纪念西迁的壮举，将夏历四月十八日，即西迁出发日定为节日，以示纪念。在这一天，各个牛录(相当于乡)都要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如赛马、刁羊、射箭、摔跤，年轻男子还要骑着骏马出外野游，妇女、老人们或坐车或徒步到野外踏青、野餐。此外，人们还赶庙会，各家各户做“米顺”(面酱)，吃鲜鱼，做蒸肉。还要按村屯聚集于一起，请老人讲述祖先西迁屯田戍边的故事。
4.苗族“牛打场”
“牛打场”是贵州贵定县一带苗族的祭祖活动，在清乾隆年间就已形成规模盛大的节日俗制。
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贵州巡抚爱必达著《黔南识略》，其中卷二写道：“斗牛……白苗衣尚白，短仅及膝。男子科头跣足，盘髻长簪。祀祖，择大牯牛头角端正者饲之，及茁壮，即合寨共斗于野，胜即为吉，卜日杀之以祭。”
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贵州布政使罗典著《黔南职方纪略》，其中苗蛮卷九记载：“祀祖，择大牯牛头角端正者，饲及茁壮，合各寨有牛者斗于野，胜即为吉，斗后卜日砍牛以祭。主者服白衣青套红褶宽腰裙。祭后，合亲族高歌畅饮。”
苗族的“牛打场”实际分为两大程序，一是斗牛，二为祭祖。时间上也有明确规定，60年为大祭，13年为中祭，7年为小祭;正月择吉日斗牛，之后月，即夏历二月十三日祭祖。贵定县云雾镇的新场“牛打场”是其中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参加斗牛的牛饲养十分讲究，要有老人精心饲养，平日不过多劳动，在开场前一两个月要隔圈饲养。“牛打场”的当届场主要在开场前两个月向各苗寨发请帖。使参赛牛的饲养者有所准备。在开场前一天，参赛人家还要请一位亲友在寨上鸣锣，以告全寨，因家牛参赛，故禁忌孕妇、坐月婆、新寡妇登家门或靠
近牛圈;禁止各家来借东西，以免借走牛的威风和力气。斗牛日，寨老于11点左右宣布“牛打场”即将开始，简述“牛打场”的历史和有关规定。另一位寨老宣布“踩场”开始。铁炮轰鸣，踩场的队伍鱼贯而入，最后，场主身穿大红袍，头戴黄冠，手持拂尘走上场，身后跟随两男子，一人持牛角杯，一人捧酒坛，当牛上场后，他们用牛角杯给牛灌酒，以激其斗性。接着斗牛士将牛牵出，自由结合成对手，相距数丈远，接着，一声炮响，牯牛脱缰而出，向对方猛冲过去，头角相撞，甚是精彩。下午5点左右，斗牛结束，场主要给优胜牛戴金、银角，并披红挂彩，放铁炮，吹唢呐欢送。获胜牛所在寨子的群众则列队于寨头，击锣、吹笙、跳舞、放鞭炮，迎接“英雄”归来。
斗牛之后，便要在下个月的夏历十三日祭祖。祭祖是以家族为单位进行。60年大祭要砍牛祭祖。杀牛后，家族众人集中于“经堂”(设在该家族年最长、威望最高的族长家)祭祖。由巫师先念咒语，穿红袍，祭拜，然后唱盘古歌，歌诵祖先的恩德，创业的艰辛，子孙的幸福。子孙们跪拜叩头，有击鼓者击鼓伴奏。祭毕，放铁炮三响，各家族分别设宴招待亲友。整个节日活动到此全部结束。
5.古隆坡会
广西融水一带的民族传统会期——古隆坡会，相传形成于清咸丰年间(1861年)。在这里居住的苗、瑶、壮、汉四民族抗击清兵，并将清兵击退后，为了纪念被战死的300多名兄弟，他们将这些尸体埋在战地——大坡村边坡坪上，并设“天祀坛”，立“天祀碑”，修筑一座大坟墓，将正月初四、十五、八月十五定为战死者兄弟纪念日，形成了大坡坡会期。后因大坡坡会的影响逐步扩大，远近参加者愈来愈多，于是在众人的要求下，将新的坡会从偏僻的小寨挪至各民族居住的中心区域——香粉地区古隆坡，名曰古隆坡会。时间与大坡坡会相隔一日，为夏历正月初五、十六、八月十六。当时的请帖很有些诱惑力，不仅邀请各族男女青年赶完大坡坡会后的当天去香粉地区21个村寨居住、做客，而且欢迎第二日参加古隆坡会。当地团总韦兰庭发布了如下邀请令：凡是有民族乐器和民间体育项目的村寨可以带上;凡是参加完会期的，当夜还可以留宿;凡是还想对歌的男女青年，当夜可以继续对歌;次日青年男女可以相送而行。
由于天时、地利、人和，古隆坡会的规模远远超过了大坡坡会，成了远近闻名的民俗节日。每年会期，远近五乡八甲的各村芦笙队、舞狮队、马队、画迷鸟队都云集于此，展示各种竞赛;各民族男女青年展开山歌比赛，并借此谈情说爱。到了晚上，各村寨灯火通明，家家客满，主人拿出酒食宴请客人;男青年走家串寨，以山歌为媒寻找恋人①。
6.太平军生日祭②
浙江海宁一带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清咸丰十年(1860年)夏历八月二十三日，一支太平军队伍攻下了硖石镇横头，并住进沈家厅。因战事，当地人几乎都跑到外面躲藏起来。镇上成了“空城”。一位太平军将领在街上察看，听见从一虚掩的门内传出婴儿的哭声，于是走了进去，他看见一产妇病卧于床，一打听，才知道丈夫逃往乡下。他派士兵为产妇送去大米、鸡蛋、红糖，并为她烧煮。太平军贴出“安民告示”，并为逃躲在东山的百姓送去许多糕团，劝说百姓下山安心营生。第二年，海宁老百姓喜获丰收。他们认为这是太平军带来的财运，于是，当地人就把太平军进驻的那一天——夏历八月二十三日定为太平军生日，家家户户烧红糖芋艿新米粥吃。尽管太平军最后失败了，但当地这个习俗却依然如故地流传下来。
7.布依族王龙赶祭歌节
王龙赶祭歌节形成于清咸丰年间，它是为了纪念布依族反清英雄杨元保而设于夏历五月初五的民族节日。这一天，贵州独山一带的布依族男女老少
①参见潘光华《中国苗族风情》，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②参见《浙江风俗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要汇集于拉旺乡王龙村者安寨对面的扶宁坡唱歌，到“马刨井”喝水、沐浴。据传说，杨元保当年抗清被困扶宁坡，全军人马缺水，杨元保所骑的白马跃起前蹄，从石缝旁刨出一眼泉水，解缓了缺水之危。因此，人们就把五月初五当作祭奠杨元保及其神马的节日了。
当地老人口传，“赶祭歌节”在杨元保聚众起义前就有，但杨元保牺牲后两三年，赶祭逐渐兴旺起来，形成声势和规模。究其原因，起义失败后，杨元保的儿子及其他英烈之子，秘密串联群众到扶宁坡祭奠杨元保等英烈，策划反清斗争。此举被内奸告密，清军前来镇压，发现群众都在洗澡或对歌，无造反迹象，只好悻悻而去。从此，每年端午日赶祭唱歌，便形成了一种俗制。人们在赶到扶宁坡前，要先唱一首纪念歌颂杨元保等英烈的歌;去“马刨井”洗脸沐浴的人，要把从家里带来的粽粑、熟蒜、雄黄酒供于井坎，将银毫丢进井水里，若没有银毫，则将随身揣的艾叶拿出三片丢进水里，然后再唱一首颂歌，以示敬意;之后可依次品尝“马刨井”的泉水，顺着小溪洗脸、洗脚，换上新袜去坡上对歌①。
8.广东人游花市及其它
清咸丰年间，广东广州的花市就形成相当规模。咸丰、同治年间的张心泰在《粤游小志》中说：“每届年暮，广州城内双门底，卖吊钟花及水仙花城市，如云如霞，大家小户，售供座几，以娱岁华。”咸丰、同治年间的又一诗人云：“双门花市走憧憧，满插箩筐大树秾，道是鼎湖山上采，一苞九个倒悬钟。”广州花市是由古代花市、夜花市发展成的年宵花市，每年腊月二十七日至除夕夜举行，并形成了以逛为主的消遣、娱乐性民俗文化活动流传至今。
除上述外，于清代形成的节日民俗还有一些，如香港的“抢包山”，形成于清中叶;云南回族亡人节，形成于清同治年间;贵州苗族爬坡节形成于清同治年间等等。这些节日多是由祭祀习俗发展而来的，或在原有风俗活动的基础上，经当地权威人士倡导或官府推动，形成一种俗制，并为当地百姓所接受，流传至今。
①参见黔南州文化局编印的《黔南民族节日通览》。
(四)清代宫廷节令俗制
1.元旦
元旦为一年之始、万象更新之日，故又称作“年”。“年”是我国古代大多数民族最重要的节日，作为“万民之主”的帝王，更要大张其事，因此，历代宫廷均有名目繁多、盛大隆重的节庆活动。满洲旧俗亦特重此节。元旦这天，民间有“贺岁”(邻里早起拜年、叩头、互道吉祥)和“送财添财”
(抱柴入室添入灶中)等习俗。清王朝建立后，特别是定都北京后，满洲贵族受汉族风俗的影响，在改造其旧俗和明代宫廷习俗的基础上，形成了清宫特有的一套年俗制度。
(1)元旦诸贺典
贺典即制度化的庆贺典礼。清代的元旦贺典主要有明窗开笔仪、堂子祭天、大朝贺、皇太后受朝贺和皇帝内廷受贺等。
元旦贺典从半夜子时(今23点至1点)即已开始。这天皇帝起身后，太监就将事先准备好的水果、蜜饯等食品摆满一桌，并恭请皇帝吃苹果，取“岁岁平安”、“甜甜蜜蜜”之意。
子正一刻(今零点30分)，皇帝至养心殿东南室行开笔仪。其时，室内桌案上已摆放了“金瓯永固”金杯，内注屠苏酒;玉烛一枝;朱漆雕云龙盘一，内盛古铜八祉吉祥炉和香盘二;特制御笔数枝，笔端及笔管分别镌刻“万年青”和“万年枝”字样;御用明黄纸笺若干。皇帝饮酒后亲手点燃玉烛，再将御笔在吉祥炉上黛香，然后行笔书写。先用朱笔，再用墨笔，各写吉语数字，以图新年大吉大利，“以祈一岁之政和事理。”
比如嘉庆元年(1796年)，嘉庆帝颙琰在开笔仪上，就是先用朱笔在黄笺中心竖着写了“嘉庆元年，元旦良辰，宜入新年，万事如意”。一行四句。再用墨笔于其右写“三阳启泰，万象更新”;于其左写“和气致祥，丰年为瑞”。两行四句。
举行开笔仪之后，皇帝才能用笔行文写字。由于养心殿东南室门额书“明
窗”二字，开笔仪又称“明窗开笔之典”。
此仪肇始于清世宗(雍正帝胤禛，1722至1735年在位)，以后各代清帝皆奉行不辍。开笔仪毕，皇帝亲率宗室王公、贝勒及满族一品大臣至长安左门外玉河桥东的堂子，行祭天之礼。
“堂子”是满族原始宗教即萨满教的祭祀场所。内供天、地、星辰、释迦、观音、关帝及满族始祖诸神。祭堂子是满族最重要的宗教信仰和祭祀典礼。清代以前的历代王朝，也有于元旦祭天的制度。清代改为堂子祭天，融入了满族的宗教色彩。最初，满族各家均可设堂子祭神。
清建国之初，在盛京(今辽宁沈阳)建堂子，奉祭堂子为国家大祀;崇德元年(清太宗皇太极年号，1639年)又将祭堂子定为皇室的专利，命“官员、庶人等设立堂子致祭者，永行停止”(《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千一百八十一)。
满族入关后，于北京长安左门外玉河桥东建堂子，内设祭神殿、天圜殿、上神殿、神杆等建筑。堂子之祭，既有每日的朝祭、夕祭，每月初的月祭，每年的春秋大祭，元旦除夕之祭等定期祀典，也有命将出征、出征凯旋等临时祭祀。其中，元旦的堂子祭天祈福是最重要的大祀之一。其主要仪式有司祝(萨满)献酒、擎神刀祷祝、诵神歌，皇帝率随员向神行三跪九拜礼，恭进胙糕，奉献福酒，皇帝受胙等。皇帝赴堂子祭天，汉族大臣不必参加，百官穿朝服于午门外相送。
祭堂子毕，圣驾还宫，皇帝与皇后去坤宁宫祭神。坤宁宫是紫禁城后三宫之一(另两宫为乾清宫和交泰殿)，明代为皇后正宫，清代用作祀神之所和皇帝大婚时的新房。坤宁宫所供神灵和祭祀方法与祭堂子十分相象，只是祭典规模要比祭堂子小。如果说堂子是清廷国家的祭神场所，那么，坤宁宫则是宫内皇家的祭神场所。
据《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载：“(坤宁宫)朝祭神为释迦牟尼佛、观世音菩萨、关圣帝君，夕祭神为穆哩罕神、画像神、蒙古神。……又树柳枝求福之神，称为佛立佛多鄂谟锡玛玛者，为保婴而祀。”
元旦这天三更，皇帝、皇后诣坤宁宫祭神。在此之前，司香在朝祭、夕祭神位前上香，并于神位前铺设皇帝行礼用的毡垫。届时，皇帝立于神位前方正中，太监奏三弦、琵琶，鸣拍板;司祝先跪，皇帝后跪;司祝擎神刀祷祝、诵神歌;司祝祝毕，皇帝起身;最后皇后行礼。
元旦堂子祭天与坤宁宫祀神，目的是祈求神灵在新的一年中保佑大清国运昌盛、家族安康。
然后，皇帝赴奉先殿祭奠祖先及神位，再率王公大臣、侍卫、都统及尚书以上官员诣慈宁宫向皇太后行朝贺礼。皇帝行礼毕，皇后率公主、福晋(皇子、亲王等的妻子)、命妇(品官有封号的母亲或妻子)行礼，接着京官及地方官向皇太后具表致贺，并于午门外行礼。
天明时分，皇帝御太和殿主座接受外廷文武百官朝堂贺岁，是谓“元旦大朝贺”。届时太和殿前设黄案，亲王、贝勒、贝子、群臣及朝鲜、蒙古、安南(今越南)等诸外藩王子、贡使咸列班次。王、贝勒立丹陛下;群臣自午门之右的西掖门入宫，外藩自午门之左的东掖门入宫。班次既定，奏中和韶乐，群臣及外藩依品级高低先后向皇帝行三跪九叩礼。
辰时(今7点至9点)大朝贺礼毕，皇帝至内廷乾清宫受家人贺礼。鼓乐声中皇帝升宝座，皇后率妃嫔、宫女等上前行礼;继之，太子与诸王依次在殿前行三跪九叩礼;再后，公主、郡主入宫中行礼;最后，皇帝至乾清宫西暖阁，内外诸臣于太和门外向太子住所毓庆宫行二跪六叩礼。礼毕，朝贺
结束。
元旦朝贺是清以前历代王朝的惯制。清代朝贺礼中，除堂子祭天、皇太后受朝贺为新加内容外，其余大都是从前代沿袭而来。它反映了满清宫廷礼仪风俗对汉族宫廷礼俗的继承与发展。
(2)太和殿筵宴
每年元旦贺典之后，清廷照例要于太和殿举行盛大宴会，宴请诸臣及外藩使臣。每次筵宴约设宴桌200张，用羊百只、酒百瓶，与宴者多达近千人。皇帝御用宴桌设于殿内宝座前，其他文武大臣及外藩使臣按照严格的品级尊
卑，分别于殿内、殿外两侧或丹陛上设桌。不同等级的宴桌又有“大席”、“随席”之分，酒菜多寡及器皿质量均不相同。届时太和殿前陈设皇帝法驾卤簿及丹陛大乐，旌旗招展，钟鼓齐鸣，王公大臣均穿朝服，各入本位，向皇帝行一叩礼，然后就座。筵宴中间又有宫廷舞蹈及朝鲜、回部等的杂技、百戏表演，场面热闹而壮观，充满节日的喜庆气氛。此宴就时间和性质而言，应为清宫元旦贺岁之宴，但由于是在太和殿举行，《大清会典》称之为“太和殿筵宴”;又由于规格高、场面大，此宴被列为宫中“大宴”之一。
(3)重华宫茶宴联句
重华宫茶宴联句是清宫元旦节俗中的又一盛事。“联句”是集体创作诗歌的一种方法。相传汉武帝在柏梁台与群臣联句共赋七言诗，每人一句，每句用韵，一句一意，是君臣联句作诗的肇始者，世称“柏梁体”诗。清宫联句之俗始于康熙年间。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正月，康熙帝(玄烨)大宴百官于乾清宫，93人仿柏梁体以次联句。此后，雍正四年(1726年)正月初二，99人于乾清宫宴会联句。乾隆时，改酒宴为以雪水、松实、梅花、佛手配的“三清茶”及果点待客的“茶宴”，并将茶宴地点改在重华宫举行，同时还形成每次参与联句者限28人的制度。茶宴联句的次数也明显增多，自乾隆八年至六十年(1743—1795年)，新春重华宫君臣联句就举办过43次。嘉庆元年(1796年)，乾隆帝归政时下谕将重华宫茶宴联句定为“家法”，“俾世世子孙，衍庆联情，永垂法守。”(见《国朝宫史续编》卷四十六《茶宴联句》)这一家法，嘉庆、道光时执行不辍，至咸丰时才不再遵行。
据《国朝宫史》记载，参加茶宴联句的诸臣，由皇帝亲自从内廷大学士和翰林院文臣中选择。具体做法是，“每岁新正，……奏事太监预进名签，既承旨，按名交奏事官员宣召入宫祇候，届时引入。”每次联句的题目均由皇帝拟定，内容不外是借贺岁咏春颂扬皇帝的圣明睿智、文治武功或祈祝帝年永享、人庆年丰、国运昌盛一类的逢迎之词。其中也兼有宫中年景习俗的描写。参加茶宴联句之人还可享受禁中观戏和皇帝赐物(小件礼品)的待遇。因此，与会者无不感到备受恩宠，引为殊荣。
重华宫茶宴联句与太和殿筵宴一样，表面看来，它们只是清宫元旦的节俗活动，但实际上它们还是清廷显示其皇恩浩荡、与臣同乐、进而笼络群臣情感的一种政治手段，最终是为维护其封建统治服务的。只不过前者较后者规模小、政治色彩较弱而文化色彩较强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