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读到范仲淹《岳阳楼记》的这一千古名句，仿佛置身岳阳楼上，望四野之茫茫，而心忧于天下。在这里，“庙堂”和“江湖”这一对概念，既共同包罗天下，又处于相对立的位置，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天下观，在不同的层次上包含有丰富的文化内蕴。
“江湖”！既是地理之江湖，又是社会之江湖，更是文化之江湖。是侠文化之江湖。江湖与庙堂的对立关系，在三个层次上表现出来。
其一是作为地理名词的江湖。江湖最初指长江和洞庭湖，后来泛指三江五湖。据《史记·河渠书》的《索隐》，三江是：
北江，从会稽毗陵县（今江苏常州市）北东入海；中江，从丹阳芜湖县（今安徽芜湖市东）东北至会稽阳羡县（今江苏宜兴市南）东入海；南江，从会稽吴县（今江苏苏州市）南东入海。
所谓三江，其实都是长江下游入海的支流。五湖则包括：
具区，今太湖；桃塥，今江苏金坛县、傈阳市境内的长荡湖，又称桃湖；彭蠢，今江西鄱阳湖；青草，又名巴丘湖，为洞庭湖东南部一带湖面的古称，因湖南面的青草山而得名；洞庭，今洞庭湖。
总起来看，三江五湖都在长江中下游，三国以前，这些地方是落后的所谓东夷南蛮之地，吴越之地，断发文身；荆楚之地，烟瘴毒蛊。这些地方，长期被中央朝廷作为化外之地，和皇帝所在的中原京城自然形成一种地理上的相对关系。
和“江湖”相对应的“庙堂”，庙是宗庙、是皇帝安放祖宗牌位的地方；堂是明堂，是举行朝会、祭祀，庆赏等朝廷大典和选士、养老、教学等宣明政教的地方。从这里来看，庙堂在京城朝堂之内，代表的是朝廷所在的王畿之地；江湖在吴楚化外之边，代表的是远离京城的夹下各地。
其二是作为社会名词的江湖。由江湖与庙堂的地理位置引申开会，它们可以分别代表站在地方和朝廷立场之上的社会势力。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说：“江湖未静、不可让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辞。”他当时是大汉丞相，所占之“位”，自然是代表中央朝廷；所谓“江湖”，从当时的历史情况来看，是割据地方的大小军阀们，是非中央王朝的社会势力。范仲淹应滕子京之邀写《岳阳楼记》的时候，两人都很不得志。范仲淹本来是参知政事（副宰相），改革失败，被免职外放，出抚河东、陕西；滕子京本来是天章阁待制守庆州；身处军事要冲之地，被人加上挪用公款的罪名，贬到荆楚南蛮之地的岳州。当年在朝廷，在“庙堂”，想的是如何造福苍生；现在在外地，在“江湖”，深恐皇上再听谗言，那么，在“庙堂”可代朝廷行事，是官；处“江湖”则怕朝廷变脸，相当于是民。引申开来，庙堂既指朝廷，江湖则在民间。又如《南史·隐逸传序》所说：“或遁迹江湖之上，或藏名岩石之下，斯并向时隐沦之徒钦？”又说：“故有入庙堂而不出，徇江湖而永归。”此处江湖，指的是与朝廷不合作的逸人隐士，也表示着庙堂与江湖间官民对立的意味。
其三是作为文化名词的江湖和作为一个单独的社会体系的江湖。江湖即指民间，指不从属于京城和官方的社会，进而也将一般听从朝廷指挥、甘受朝廷控制的较为固定地活动着的老百姓排除开会，指的是由三教九流组成的一个独特的“江湖”社会体系。“三教”指懦、道、佛，虽然朝廷后来“独尊儒术”，最初“懦侠”却是彼韩非子一起看作是危害朝廷秩序的五种蠢虫之中的。三教因此指的是社会上自由流行的各种主要的思想行为。“九流”是：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这就几乎全部囊括了社会上的各种流派。因其博杂，三教九流的江湖成为一个大杂烩，《水浒》第71回说：“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到这一步，江湖的圈子，可以说是除了忠心耿耿的现任官员。老老实实的乡间顺民以外，几乎无所不包了。因其庞杂，江湖带上几分神秘色彩，其中异能奇行之士，怪杰通才之人，医卜星相，卖艺起解、奇门循甲、武林镖行、豪杰奇侠、帮派宗教，秘密的，公开的，桀骜的，驯良的，浪迹天涯、谋食四方，见多识广、时雄势大，正直的，邪门的，侠客、高手、逸人、奇士、巧匠、骗子、乞丐、大盗、娼家、神女、绿林、响马，等等，凡此称种，构成一个光怪陆离、斑斓驳杂的江湖社会，也自成一个独立完整的江湖文化的庞大体系。
台湾著名学者饯穆在《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略论中国社会学（二）》中，将中国文化区分为城市文化、乡镇文化、山林文化、江湖文化。他说：“中国古代有游侠，富流动性，山林人物富静定性；在山林而具流动性者，则谓之江湖。”“中国主要乃一静态社会，而江湖则为静态下层一动态。”从这里可以看到江湖文化有两个十分明显的特点：一是对立于朝廷、二是不安于沉寂。游侠在江湖与朝廷的对立中动荡，由于江湖社会和江湖文化的这种独特性，形成了侠者人在江湖的多姿多彩的画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