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小说是近一甲子以来华人社会中最有魅力的一种大众读物；而其成为热门话题或具有争议性之问题者，为时亦久。大约从一九二○年代平江不肖生向恺然的《江湖奇侠传》问世并陆续拍成十八集《火烧红莲寺》电影风靡全中国起，不虞之毁誉即纷至沓来。
姑不论武侠小说汗牛充栋、是非如何，在我国通俗文学的大观园里，武侠小说无疑可称得上是一朵“奇葩”。它以独特的文学形式、风格、题材、命意及专门用语，勾勒成一幅又一幅充满传奇色彩的“江湖众生相”；它表彰人间的公平与正义，标榜“替天行道”，强调济弱扶倾；其中更穿插了虚实相生的武功、曲折离奇的情节，娓娓诉说江湖侠士、英雄儿女们可歌可泣的故事。这里面有的写人性冲突，有的写国仇家恨；或渲染正邪之争，或演叙帮派恩怨……总之，刀光剑影，侠骨柔情，悲欢离合，不一而足。加以武侠小说从形式到内容都与中华文化传统血肉相连，通篇洋溢着中国人独有的生命情调，读来极之亲切有味──其事虽非现实世界中所必有，亦可供人神驰想象，遣怀寄慨；因此能风行海内，颠倒众生！
然而历来讨论武侠小说者，率皆以“社会影响”着眼；罕有就其本源、形成、发展、流变以及各个时期不同的作品风格、特色而从事系统性的研究，令人不无遗憾。本文因拟针对此一论题，提出初步看法与分析，以供各方博雅君子参考。
一、中国人侠义观念之形成
在我国古代文献中，“侠”与“游侠”之称屡见不鲜，却并无“武侠”一词。最早将“武”、“侠”二字相提并论，复加以必然之关联者，厥为战国时代法家代表人物韩非。《韩非子·五蠹篇》有云：“儒以文犯法，而侠以武犯禁！”所谓“五蠹”，乃特指学者、言谈者、带剑者、串御者、工商者“五类分子”而言。其中“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即是法家为“侠”所罗织的罪状，必欲去之而后快！
虽然由于史料所限，近世学者迄今仍无人能明确指出“侠”与“游侠”的分际究竟如何──即令贤如司马迁，在《史记》中为游侠立传，亦不免将两者混为一谈──但大抵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古代侠客并非以仗剑动武为唯一要件，所重端在“仁义”而已；至于行谊、精神则是一脉相承、代代不绝的。
游侠重仁尚义“施恩拒报”
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论游侠的本质是：“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明白揭橥仁、义二字。而〈游侠列传〉更进一步勾勒出游侠的精神面貌是：“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这便将游侠的人生观与行为准则界定下来了。
在〈游侠列传〉里，司马迁曾提及“侠”的四种名目，分别是：布衣之侠、乡曲之侠、闾巷之侠、匹夫之侠；实则彼此相类，只是活动的空间或略有差异，说法不同而已。如汉初之朱家、郭解、田仲、剧孟等等，均属于民间游侠，其人或“以躯借交报仇”；或“所藏活豪士以百数”；或“天下骚动，宰相得之若得一敌国”；或“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云云。
其实，郭解“睚眦杀人”，有失仁侠之道，不足为训。而班固作《汉书·游侠传》，则又以信陵、平原、孟尝、春申四君“竞为游侠”，置于传首；即后世所谓“卿相之侠”（借钱穆语），以与民间游侠区分，但此说颇有问题。试看司马迁为“四豪”立传：论平原君赵胜，则“利令智昏”；论孟尝君田文，则“好客自喜”，一怒而灭县；论春申君黄歇，则“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卒以弄虚造假而贾祸杀身；凡此，皆乖离游侠精神。唯有信陵君魏无忌礼贤下士，仁义无双，与〈游侠列传〉宗旨相符。此外，“延陵挂剑”的吴公子季札，一诺千金，亦有“侠士之风”。
综上所述，游侠或出身平民市井，或出身卿相贵族；居仁由义，重然诺，轻生死！其性质并非钱穆在〈释侠〉一文中所断：“侠乃养私剑者，而以私剑见养者非侠。”因为侠士可以不带剑，亦可不带剑；可以动武，亦可不动武；“养私剑”（培植私人武力）者固有，却未可一概而论。对此，刘若愚的《中国之侠》一书，看法就较为合理。他认为：“游侠并非属于任何特殊社群，亦不具某种阶级成分；不过是拥有若干理想的人物而已。”刘氏进而又将游侠的特征归纳为八，而以“重仁义，锄强扶弱，不求报施”列为首要。可谓探骊得珠！
诚然，中国自古“侠”、“义”并称。唐代李德裕作《豪侠论》即剀切指出：“夫侠者，盖非常人也；虽然以诺许人，必以节义为本。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难兼之矣。”可见“义”对侠者之重要，二者不可须臾离。然而有关“义”的正当行为标准如何，自春秋以迄先秦各家均各执一词，并无定论。
《墨子·尚同上》曾慨乎言之：“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这就是说，古人由于立场、看法不同，对于“义”的解释及所定标准也就不同。
那么“侠客之义”即侠客所公认的正当行为究竟与常人有何相异之处？我们由《史记·游侠列传》描述朱家之为人行事，即可约略得知：侠客实以“利他”主义为行动原则。如朱家自奉甚俭，但“诸所尝施，唯恐见之”，“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他岂止于“不求报施”？更“羞伐其德”，避不见面！这是何等清高的志节！但侠者却认为理所当然，不值一提。此所以冯友兰在《新事论》中指出：
所谓“行侠仗义”的人所取的行为标准，在有些地方都比其社会道德所规
定者高。（中略）“施恩不望报”是道德的行为，“施恩拒报”即是超道
德的行为了。
明乎此，乃知侠义精神端从无私、利他的主观意识出发。所谓“救人于厄，振人不赡”正是一种伟大同情心的表现；至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犹其余事了。然则后世常以“侠”、“刺”并举，这是什么道理呢？其间又有何区别呢？
刺客“报恩以武”不顾死生
纵观《史记·刺客列传》，我们可以发现：刺客的思想行为实与游侠精神相通，其别一在于“报”，二在于“武”。而刺客之所谓“报”，又特别着重报恩，具有被动性质；为了达到目的，迅求事功，便不得不动武矣。
──如曹沫执匕首劫齐桓公，是因率军与齐国交战，三度败北；而鲁庄公不加问罪，“犹复以为将”！可谓有恩有德，岂可不报？
──如专诸以鱼藏剑刺吴王僚，是因公子光以“善客待之”，且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如此看重，乃奋身以报。
──如豫让变容易貌，狙击赵襄子，是因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遂不惜“为知己者死”！
──如聂政刺杀韩相侠累，是因严仲子倾心结纳，恩遇至厚；借躯为报其仇即是报恩，故粉身碎骨，在所不顾。
至于荆轲刺秦王一事，则不无可议之处。因其虽屡言“报”字（报燕太子丹），但一再迟迟其行，推三阻四；以致连累多人白白送命，有负恩主重托，终究身死事败为天下笑！症结正出在他学艺未精，武功低微，又“不讲于刺剑之术”。惟荆轲在秦廷浴血奋战，从容就义，亦足称勇士。可惜匹夫徒逞血气之勇，令人慨叹！
由此观之，刺客“报恩”以武，游侠“施恩”以仁；虽然两者皆重然诺、轻生死，但毕竟在立身行事的动机与做法上，有所不同。是故司马迁为游侠、刺客立传，泾渭分明，实寓有深意在内。
墨者“替天行道”为民除害
复次，侠者又有“别墨”之称。据《吕氏春秋》记载，春秋战国时代原始墨家集团，以墨翟为首任“巨子”，其徒遍天下；弟子三百人，皆可使其赴汤蹈火，急人之难。如禽滑厘率众救宋，即为显例。
《墨子·兼爱下》主张：“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并且为求“兴天下之大利”，便不得不“用天之罚”以“除天下之大害”；甚至必要时“不惮以身为牺牲”！而《墨子·非攻下》更特别指出，武王伐纣“非所谓攻也，所谓诛也”！因为天下大乱，民不聊生，所以不得不“代天行诛”！
如此看来，墨家实无殊于一侠士集团，初不计较个人恩怨，而以救国救民、替天行道为人生理想目标。再就其组织观之，墨家纪律严明，有如江湖帮会；“巨子”即帮主，对于犯“墨者之法”者，可操生杀大权。据《吕氏春秋》引述“墨者之法”是：“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值得注意的是，墨者视此一家法为“天下之大义”，尤高于一般国法；即使“巨子”杀人违犯，亦罪在不赦，何况其余！
由是“戒妄杀”乃悬为后世侠者共遵共守之信条；相较之下，刺客为“报私怨”而率性杀人，所见之“义”又特其小也！
以上笔者已大略将清史所载有关侠、刺、墨三者思想行为之异同，作了初步分析。姑不论其见识大小、是非功过如何，但不可否认的是，古代具有独行侠或豪侠性质的侠、刺之流与具有帮会性质的墨者之徒，对于两千年来中国人侠义观念之形成与深化，影响至钜。我们常说某人“有侠气”、“讲义气”，都是一种美称，多持肯定态度；而“见义勇为”更属难能可贵的英雄行径，令人由衷钦佩──所谓“虽不能之，然心向往之”，即足以说明这个道理。
是故，在此一历史背景及社会心理的交相激荡下，人们普遍欢迎这类以侠义英雄事迹为题材内容的传奇小说，毋宁是理所当然的了。
二、“武侠”与小说类目之关系
在当前海峡两岸所出版的重要辞典中，绝少收入“武侠”或“武侠小说”一词；即有释义，亦甚简略，更未言及出处。这在武侠小说流行了大半个世纪的中国，不能不说是一桩怪事。
顾名思义，“武侠”系专指凭借武技主持公道的侠义之士而言。但有趣的是，在我国古代文献与稗官野史中虽有“游侠”、“仁侠”、“义侠”、“豪侠”、“勇侠”、“隐侠”、“儒侠”乃至“剑侠”、“盗侠”、“僧侠”、“女侠”种种名目，惟至迟在清末之前，尚未出现“武侠”一词。其实，“侠以武犯禁”固寓有武侠之意，但“武侠”之成为一个复合词，却是日本人的杰作；而辗转由旅日文人、学者相继采用，传回中国。
押川春浪首张“武侠”之目
日人何时衍创“武侠”一词？漫不可考。然明治时代后期的通俗小说家押川春浪（一八七六～一九一四年），却有三部以“武侠”为名的小说，轰动日本，风行一时；分别是《武侠舰队》（或译《海底军舰》，为处女作，一九○○年）、《武侠之日本》（一九○二年）、《东洋武侠团》（一九○七年）；此外更创办《武侠世界》杂志（一九一二年），以鼓吹武侠精神。
清光绪二十九年（一九○三年），梁启超在横滨所办《新小说》月报之〈小说丛话〉专栏中，有署名“定一”者评论古今名著时说：“《水浒》一书为中国小说中铮铮者，遗武侠之模范；使社会受其余赐，实施耐庵之功也。”这可能是中国刊物首次借用“武侠”这个外来语以颂扬《水浒传》之滥殇。越一年，梁氏作《中国之武士道》，其自序亦两提“武侠”之名。彼等受到押川春浪小说影响，殆无可置疑。
清光绪三十四年（一九○八年），笔名“觉我”的徐念慈曾于上海《小说林》月报发表〈余之小说观〉一文，略谓：“日本蕞尔三岛，其国民咸以武侠自命、英雄自期……故博文馆发行之……《武侠之日本》……《武侠舰队》……一书之出，争先快睹，不匝年而重版十余次矣。”徐氏尝谓亲自润饰中译《武侠舰队》，改题为《新舞台》，连载于《小说林》。
经查《小说林》所分小说类目，计有：社会、科学、侦探、历史、军事、言情、奇情、家庭以及短篇共九种，而《新舞台》（即《武侠舰队》）则列入军事小说中。此外，该刊第五期所载《绿林侠谭》，亦未冠以“武侠”之名，而独立存在于九种小说类目之外，当作江湖轶事看待。
林纾〈傅眉史〉得风气之先
据马幼垣考清末民初众多小说期刊所收作品，具有武侠小说性质者，当日恒归类为“义侠”、“侠义”、“侠情”、“勇义”、“技击”、“武事”、“尚武”等名目；而最早标明为“武侠小说”者，厥为林纾在《小说大观》第三期（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发表的短篇小说《傅眉史》，一次刊完。
嗣后，以“武侠”为书名之荦荦大者计有：钱基博与恽铁樵编撰的《武侠丛谈》（一九一六年）、姜侠魂编撰的《武侠大观》（一九一八年）、唐熊所撰《武侠异闻录》（一九一八年）、许慕义所编《古今武侠奇观》（一九一九年）以及平襟亚主编《武侠世界》月刊（一九二一年）、包天笑主编《星期》周刊之〈武侠专号〉（一九二二年）等等。至此，“武侠”之名不胫而走；透过报纸、杂志的宣传鼓吹，社会大众也逐渐接受“武侠小说”存在的事实。
迨及一九二○年代“南向北赵”双雄崛起之际，向恺然的《江湖奇侠传》与赵焕亭的《奇侠精忠传》虽均未特别标明是武侠小说，但世人皆以武侠小说目之。此后晚出的同类作家封面及扉页，或径称“武侠小说”，或代以“技击小说”、“武侠技击小说”、“历史武侠小说”、“侠义小说”、“侠情小说”、“奇侠小说”、“剑侠小说”、“武侠斗剑奇情小说”，甚至“党会小说”等等，殊不一致。然总以标榜“武侠小说”者居多；于焉乃形成一种为社会大众所共认可的小说类目，以迄于今。
三、武侠文学传统及其演化过程
如采狭义的说法，武侠小说自然是民国初年以后的“新生事物”；但这并不意味在此之前中国就没有性质相类的小说存在。相反地，从唐人传奇在文学史上领一代之风骚起，武侠小说即开始萌芽。如宋初李昉等所编《太平广记》卷一九三至一九六，特将十八种唐人传奇列入“豪侠”类，便可概见武侠小说实与唐人传奇部分作品脉络相通。故若谓唐人传奇为武侠小说之远祖，当不为过。
惟这类“豪侠”传奇也有两个公婆：一是汉初司马迁《史记》中的游侠、刺客列传；二是魏晋、六朝间盛行的“杂记体”神异、志怪小说。
──前者正如近人钱基博在其〈铁樵小说汇稿序〉中所称：“太史公序游侠，则进处士而退奸雄，是亦稗官之遗意也。”稗官乃指小说者流；然就侠、刺列传的内容性质而言，即使不能等同于小说，亦可谓最早的“豪侠传记文学”，对唐人传奇中描写的侠、刺行为颇有启发作用。
──后者亦如明人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卅六）》所云：“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而周树人着《中国小说史略》更进一步点明：“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以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例如隋末唐初王度所撰〈古镜记〉及〈补江总白猿传〉（不着撰人），便直承六朝变异之谈余烈，开唐人传奇中“神怪”类小说之先河。
这一实（前者写实）、一虚（后者虚构）相生互激的结果，乃导致晚唐所出的“豪侠”类传奇，多少均染上宿命或神异色彩；其对后世武侠小说影响深钜，固不待言。
唐人“豪侠”传奇产生之社会背景
有关唐人传奇勃兴的原因，范烟桥着《中国小说史》曾约略言之：“在此时代，婚姻不良，为人生痛苦的思想，渐起呻吟；而藩镇跋扈，平民渴盼一种侠客之救济；故写恋爱、豪侠之小说，产生甚富。”
此固为持平之论；但需要特别补充的是，中唐后社会暗杀之风极盛；藩镇各霸一方，私蓄刺客以仇杀异己之事，时有所闻，史不绝书。这便为唐人豪侠小说提供了“反映社会现实”的催化剂。
复次，当时权贵为求自保，乃格外注重安全保卫工作。如《资治通鉴》卷二一五，记李林甫：“自以多结怨，常虞刺客。出则步骑百余人为左右翼，金吾静街；前驱在数百步外，公卿走避。居则重关复壁……如防大敌；一夕屡移床，虽家人莫知其处。”故侠、刺者流要想得手，非具有神出鬼没的本领不可。此所以唐人驰骋想象作豪侠小说，凡涉武事，便千奇百怪；神通幻变，不一而足。像《史记·刺客列传》写荆轲那样不谙剑术的庸手，在唐人传奇中是再也见不到了。
唐人“豪侠”传奇包含四种类型
纵观民初以降的武侠小说，无论其流派风格、品类优劣如何，其共同点都是牢牢扣住“用武行侠”的主题；而武与侠二者互为表里，浑如一体，是手段也是目的，尤侧重武技描写。但细按唐人豪侠小说之内容，却不尽然“用武行侠”；它大抵包含四种类型，旨趣各异。今举其荦荦大者于次：
（一）用武行侠类──如袁郊〈红线〉、〈懒残〉、裴铏〈昆仑奴〉、〈韦自东〉、皇甫氏〈义侠〉、〈车中女子〉、康骈〈田膨郎〉等；完全具有武侠小说的本质与特性。
（二）有武无侠类──如裴铏〈聂隐娘〉、沈亚之〈冯燕传〉、段成式〈僧侠〉、〈京西店老人〉、〈兰陵老人〉、皇甫氏〈嘉兴绳技〉、〈张仲殷〉、康骈〈潘将军〉、〈麻衣张盖人〉等；或卖弄武技，故神其说，或滥杀无辜，草菅人命，均未见行侠事迹。
（三）有侠无武类──如杜光庭〈虬髯客传〉、蒋防〈霍小玉传〉、许尧佐〈柳氏传〉、薛调〈无双传〉、柳埕〈上清传〉、牛肃〈吴保安〉、皇甫枚〈李龟寿〉、李亢〈侯彝〉、冯翊〈张佑〉等；仅表现出某种豪侠或侠义精神，而不以武技取胜。
（四）衔冤复仇类──如李公佐〈谢小娥传〉、皇甫氏〈崔慎思〉、薛用弱〈贾人妻〉等，皆为报冤仇不择手段杀人。前者固彰显孝妇节义，然究非侠义；余则“杀子绝念，断其所爱”，全无人性可言！其冷酷无情，虽禽兽、盗贼亦不能过。
荀悦《汉纪》卷十有云：“游侠之本，生于武毅不挠；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见危授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以正行之者谓之武毅，其失之甚者致为盗贼也。”这也就是说，恃武横行之人若不走正道，即是盗贼而非游侠，两者不可相混。然由上举四类世所公认的唐人豪侠小说（或泛称侠义小说）故事旨趣可知，其中固不乏描写豪杰、义士行径者，而以盗为侠者亦不在少数；更多的则是一些非侠非盗而武技神奇的中间人物及冷血杀手，也昂然混迹其内。如《太平广记》所列“豪侠”类目，即有泰半是滥用侠名者，可概其余。
但就广义“武”、“侠”的范围而言，举凡唐人传奇里所描写的江湖豪杰、义士、异人、盗贼、杀手、复仇者以及神鬼莫测的武功、剑术等等趣味性素材，均为后世武侠小说所吸纳，共冶于一炉。
我们试看“用武行侠”类的唐人传奇内容，即可明了武侠小说之原型要素殆已包罗其中：
一、行侠仗义必以“武”；它包括一切超能力的武技，可以止戈（如〈红线〉），可以救人（如〈昆仑奴〉、〈车中女子〉），可以摘奸发伏（如〈义侠〉、〈田膨郎〉），可以为民除害（如〈懒残〉、〈韦自东〉）──武与侠乃形成有机的结合，二者不再孤立存在。
二、特别渲染方外人的神奇本领；而所述佛、道两家弟子之玄门绝技或秘术，均非世俗所能想象（如〈红线〉、〈懒残〉）──后世武侠小说每喜为玄门奇人张目，胎息在此。
三、仗剑护法与灵丹妙用；这在以“剑仙”除魔卫道故事为主的武侠小说中，尤为显著，而实以裴铏〈韦自东〉为滥殇。盖古传采药炼丹（或修练神功）易遭魔扰，必须借助高人护法，方可成事；而灵丹妙药则有诸般神效，如驻颜、长生、增强功力等等──凡此，皆为后世武侠小说所宗，更进而发扬光大。
当然，若论唐人传奇中最具武侠典型的“侠之大者”，自推袁郊所撰〈红线〉；叙述侠女红线为解潞州节度使薛嵩之忧，而勇往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枕边盗盒示警的故事。传中说她“夜漏三时，往返七百里；入危邦，经五六城”；而归来时仿佛“晓角吟风，一叶坠露”，洵可谓神乎其技；然却一无杀伤，十足体现仁侠精神。结果正如所云：“两地保其城池，万人全其性命；使乱臣知惧，烈士安谋！”故此“红线盗盒”千古传诵，令人赞叹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