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小说是近一甲子以来华人社会中最有魅力的一种大众读物；而其成为热门话题或具有争议性之问题者，为时亦久。大约从一九二○年代平江不肖生向恺然的《江湖奇侠传》问世并陆续拍成十八集《火烧红莲寺》电影风靡全中国起，不虞之毁誉即纷至沓来。
姑不论武侠小说汗牛充栋、是非如何，在我国通俗文学的大观园里，武侠小说无疑可称得上是一朵“奇葩”。它以独特的文学形式、风格、题材、命意及专门用语，勾勒成一幅又一幅充满传奇色彩的“江湖众生相”；它表彰人间的公平与正义，标榜“替天行道”，强调济弱扶倾；其中更穿插了虚实相生的武功、曲折离奇的情节，娓娓诉说江湖侠士、英雄儿女们可歌可泣的故事。这里面有的写人性冲突，有的写国仇家恨；或渲染正邪之争，或演叙帮派恩怨……总之，刀光剑影，侠骨柔情，悲欢离合，不一而足。加以武侠小说从形式到内容都与中华文化传统血肉相连，通篇洋溢着中国人独有的生命情调，读来极之亲切有味──其事虽非现实世界中所必有，亦可供人神驰想象，遣怀寄慨；因此能风行海内，颠倒众生！
然而历来讨论武侠小说者，率皆以“社会影响”着眼；罕有就其本源、形成、发展、流变以及各个时期不同的作品风格、特色而从事系统性的研究，令人不无遗憾。本文因拟针对此一论题，提出初步看法与分析，以供各方博雅君子参考。
一、中国人侠义观念之形成
在我国古代文献中，“侠”与“游侠”之称屡见不鲜，却并无“武侠”一词。最早将“武”、“侠”二字相提并论，复加以必然之关联者，厥为战国时代法家代表人物韩非。《韩非子·五蠹篇》有云：“儒以文犯法，而侠以武犯禁！”所谓“五蠹”，乃特指学者、言谈者、带剑者、串御者、工商者“五类分子”而言。其中“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即是法家为“侠”所罗织的罪状，必欲去之而后快！
虽然由于史料所限，近世学者迄今仍无人能明确指出“侠”与“游侠”的分际究竟如何──即令贤如司马迁，在《史记》中为游侠立传，亦不免将两者混为一谈──但大抵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古代侠客并非以仗剑动武为唯一要件，所重端在“仁义”而已；至于行谊、精神则是一脉相承、代代不绝的。
游侠重仁尚义“施恩拒报”
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论游侠的本质是：“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明白揭橥仁、义二字。而〈游侠列传〉更进一步勾勒出游侠的精神面貌是：“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这便将游侠的人生观与行为准则界定下来了。
在〈游侠列传〉里，司马迁曾提及“侠”的四种名目，分别是：布衣之侠、乡曲之侠、闾巷之侠、匹夫之侠；实则彼此相类，只是活动的空间或略有差异，说法不同而已。如汉初之朱家、郭解、田仲、剧孟等等，均属于民间游侠，其人或“以躯借交报仇”；或“所藏活豪士以百数”；或“天下骚动，宰相得之若得一敌国”；或“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云云。
其实，郭解“睚眦杀人”，有失仁侠之道，不足为训。而班固作《汉书·游侠传》，则又以信陵、平原、孟尝、春申四君“竞为游侠”，置于传首；即后世所谓“卿相之侠”（借钱穆语），以与民间游侠区分，但此说颇有问题。试看司马迁为“四豪”立传：论平原君赵胜，则“利令智昏”；论孟尝君田文，则“好客自喜”，一怒而灭县；论春申君黄歇，则“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卒以弄虚造假而贾祸杀身；凡此，皆乖离游侠精神。唯有信陵君魏无忌礼贤下士，仁义无双，与〈游侠列传〉宗旨相符。此外，“延陵挂剑”的吴公子季札，一诺千金，亦有“侠士之风”。
综上所述，游侠或出身平民市井，或出身卿相贵族；居仁由义，重然诺，轻生死！其性质并非钱穆在〈释侠〉一文中所断：“侠乃养私剑者，而以私剑见养者非侠。”因为侠士可以不带剑，亦可不带剑；可以动武，亦可不动武；“养私剑”（培植私人武力）者固有，却未可一概而论。对此，刘若愚的《中国之侠》一书，看法就较为合理。他认为：“游侠并非属于任何特殊社群，亦不具某种阶级成分；不过是拥有若干理想的人物而已。”刘氏进而又将游侠的特征归纳为八，而以“重仁义，锄强扶弱，不求报施”列为首要。可谓探骊得珠！
诚然，中国自古“侠”、“义”并称。唐代李德裕作《豪侠论》即剀切指出：“夫侠者，盖非常人也；虽然以诺许人，必以节义为本。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难兼之矣。”可见“义”对侠者之重要，二者不可须臾离。然而有关“义”的正当行为标准如何，自春秋以迄先秦各家均各执一词，并无定论。
《墨子·尚同上》曾慨乎言之：“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这就是说，古人由于立场、看法不同，对于“义”的解释及所定标准也就不同。
那么“侠客之义”即侠客所公认的正当行为究竟与常人有何相异之处？我们由《史记·游侠列传》描述朱家之为人行事，即可约略得知：侠客实以“利他”主义为行动原则。如朱家自奉甚俭，但“诸所尝施，唯恐见之”，“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他岂止于“不求报施”？更“羞伐其德”，避不见面！这是何等清高的志节！但侠者却认为理所当然，不值一提。此所以冯友兰在《新事论》中指出：
所谓“行侠仗义”的人所取的行为标准，在有些地方都比其社会道德所规
定者高。（中略）“施恩不望报”是道德的行为，“施恩拒报”即是超道
德的行为了。
明乎此，乃知侠义精神端从无私、利他的主观意识出发。所谓“救人于厄，振人不赡”正是一种伟大同情心的表现；至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犹其余事了。然则后世常以“侠”、“刺”并举，这是什么道理呢？其间又有何区别呢？
刺客“报恩以武”不顾死生
纵观《史记·刺客列传》，我们可以发现：刺客的思想行为实与游侠精神相通，其别一在于“报”，二在于“武”。而刺客之所谓“报”，又特别着重报恩，具有被动性质；为了达到目的，迅求事功，便不得不动武矣。
──如曹沫执匕首劫齐桓公，是因率军与齐国交战，三度败北；而鲁庄公不加问罪，“犹复以为将”！可谓有恩有德，岂可不报？
──如专诸以鱼藏剑刺吴王僚，是因公子光以“善客待之”，且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如此看重，乃奋身以报。
──如豫让变容易貌，狙击赵襄子，是因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遂不惜“为知己者死”！
──如聂政刺杀韩相侠累，是因严仲子倾心结纳，恩遇至厚；借躯为报其仇即是报恩，故粉身碎骨，在所不顾。
至于荆轲刺秦王一事，则不无可议之处。因其虽屡言“报”字（报燕太子丹），但一再迟迟其行，推三阻四；以致连累多人白白送命，有负恩主重托，终究身死事败为天下笑！症结正出在他学艺未精，武功低微，又“不讲于刺剑之术”。惟荆轲在秦廷浴血奋战，从容就义，亦足称勇士。可惜匹夫徒逞血气之勇，令人慨叹！
由此观之，刺客“报恩”以武，游侠“施恩”以仁；虽然两者皆重然诺、轻生死，但毕竟在立身行事的动机与做法上，有所不同。是故司马迁为游侠、刺客立传，泾渭分明，实寓有深意在内。
墨者“替天行道”为民除害
复次，侠者又有“别墨”之称。据《吕氏春秋》记载，春秋战国时代原始墨家集团，以墨翟为首任“巨子”，其徒遍天下；弟子三百人，皆可使其赴汤蹈火，急人之难。如禽滑厘率众救宋，即为显例。
《墨子·兼爱下》主张：“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并且为求“兴天下之大利”，便不得不“用天之罚”以“除天下之大害”；甚至必要时“不惮以身为牺牲”！而《墨子·非攻下》更特别指出，武王伐纣“非所谓攻也，所谓诛也”！因为天下大乱，民不聊生，所以不得不“代天行诛”！
如此看来，墨家实无殊于一侠士集团，初不计较个人恩怨，而以救国救民、替天行道为人生理想目标。再就其组织观之，墨家纪律严明，有如江湖帮会；“巨子”即帮主，对于犯“墨者之法”者，可操生杀大权。据《吕氏春秋》引述“墨者之法”是：“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值得注意的是，墨者视此一家法为“天下之大义”，尤高于一般国法；即使“巨子”杀人违犯，亦罪在不赦，何况其余！
由是“戒妄杀”乃悬为后世侠者共遵共守之信条；相较之下，刺客为“报私怨”而率性杀人，所见之“义”又特其小也！
以上笔者已大略将清史所载有关侠、刺、墨三者思想行为之异同，作了初步分析。姑不论其见识大小、是非功过如何，但不可否认的是，古代具有独行侠或豪侠性质的侠、刺之流与具有帮会性质的墨者之徒，对于两千年来中国人侠义观念之形成与深化，影响至钜。我们常说某人“有侠气”、“讲义气”，都是一种美称，多持肯定态度；而“见义勇为”更属难能可贵的英雄行径，令人由衷钦佩──所谓“虽不能之，然心向往之”，即足以说明这个道理。
是故，在此一历史背景及社会心理的交相激荡下，人们普遍欢迎这类以侠义英雄事迹为题材内容的传奇小说，毋宁是理所当然的了。
二、“武侠”与小说类目之关系
在当前海峡两岸所出版的重要辞典中，绝少收入“武侠”或“武侠小说”一词；即有释义，亦甚简略，更未言及出处。这在武侠小说流行了大半个世纪的中国，不能不说是一桩怪事。
顾名思义，“武侠”系专指凭借武技主持公道的侠义之士而言。但有趣的是，在我国古代文献与稗官野史中虽有“游侠”、“仁侠”、“义侠”、“豪侠”、“勇侠”、“隐侠”、“儒侠”乃至“剑侠”、“盗侠”、“僧侠”、“女侠”种种名目，惟至迟在清末之前，尚未出现“武侠”一词。其实，“侠以武犯禁”固寓有武侠之意，但“武侠”之成为一个复合词，却是日本人的杰作；而辗转由旅日文人、学者相继采用，传回中国。
押川春浪首张“武侠”之目
日人何时衍创“武侠”一词？漫不可考。然明治时代后期的通俗小说家押川春浪（一八七六～一九一四年），却有三部以“武侠”为名的小说，轰动日本，风行一时；分别是《武侠舰队》（或译《海底军舰》，为处女作，一九○○年）、《武侠之日本》（一九○二年）、《东洋武侠团》（一九○七年）；此外更创办《武侠世界》杂志（一九一二年），以鼓吹武侠精神。
清光绪二十九年（一九○三年），梁启超在横滨所办《新小说》月报之〈小说丛话〉专栏中，有署名“定一”者评论古今名著时说：“《水浒》一书为中国小说中铮铮者，遗武侠之模范；使社会受其余赐，实施耐庵之功也。”这可能是中国刊物首次借用“武侠”这个外来语以颂扬《水浒传》之滥殇。越一年，梁氏作《中国之武士道》，其自序亦两提“武侠”之名。彼等受到押川春浪小说影响，殆无可置疑。
清光绪三十四年（一九○八年），笔名“觉我”的徐念慈曾于上海《小说林》月报发表〈余之小说观〉一文，略谓：“日本蕞尔三岛，其国民咸以武侠自命、英雄自期……故博文馆发行之……《武侠之日本》……《武侠舰队》……一书之出，争先快睹，不匝年而重版十余次矣。”徐氏尝谓亲自润饰中译《武侠舰队》，改题为《新舞台》，连载于《小说林》。
经查《小说林》所分小说类目，计有：社会、科学、侦探、历史、军事、言情、奇情、家庭以及短篇共九种，而《新舞台》（即《武侠舰队》）则列入军事小说中。此外，该刊第五期所载《绿林侠谭》，亦未冠以“武侠”之名，而独立存在于九种小说类目之外，当作江湖轶事看待。
林纾〈傅眉史〉得风气之先
据马幼垣考清末民初众多小说期刊所收作品，具有武侠小说性质者，当日恒归类为“义侠”、“侠义”、“侠情”、“勇义”、“技击”、“武事”、“尚武”等名目；而最早标明为“武侠小说”者，厥为林纾在《小说大观》第三期（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发表的短篇小说《傅眉史》，一次刊完。
嗣后，以“武侠”为书名之荦荦大者计有：钱基博与恽铁樵编撰的《武侠丛谈》（一九一六年）、姜侠魂编撰的《武侠大观》（一九一八年）、唐熊所撰《武侠异闻录》（一九一八年）、许慕义所编《古今武侠奇观》（一九一九年）以及平襟亚主编《武侠世界》月刊（一九二一年）、包天笑主编《星期》周刊之〈武侠专号〉（一九二二年）等等。至此，“武侠”之名不胫而走；透过报纸、杂志的宣传鼓吹，社会大众也逐渐接受“武侠小说”存在的事实。
迨及一九二○年代“南向北赵”双雄崛起之际，向恺然的《江湖奇侠传》与赵焕亭的《奇侠精忠传》虽均未特别标明是武侠小说，但世人皆以武侠小说目之。此后晚出的同类作家封面及扉页，或径称“武侠小说”，或代以“技击小说”、“武侠技击小说”、“历史武侠小说”、“侠义小说”、“侠情小说”、“奇侠小说”、“剑侠小说”、“武侠斗剑奇情小说”，甚至“党会小说”等等，殊不一致。然总以标榜“武侠小说”者居多；于焉乃形成一种为社会大众所共认可的小说类目，以迄于今。
三、武侠文学传统及其演化过程
如采狭义的说法，武侠小说自然是民国初年以后的“新生事物”；但这并不意味在此之前中国就没有性质相类的小说存在。相反地，从唐人传奇在文学史上领一代之风骚起，武侠小说即开始萌芽。如宋初李昉等所编《太平广记》卷一九三至一九六，特将十八种唐人传奇列入“豪侠”类，便可概见武侠小说实与唐人传奇部分作品脉络相通。故若谓唐人传奇为武侠小说之远祖，当不为过。
惟这类“豪侠”传奇也有两个公婆：一是汉初司马迁《史记》中的游侠、刺客列传；二是魏晋、六朝间盛行的“杂记体”神异、志怪小说。
──前者正如近人钱基博在其〈铁樵小说汇稿序〉中所称：“太史公序游侠，则进处士而退奸雄，是亦稗官之遗意也。”稗官乃指小说者流；然就侠、刺列传的内容性质而言，即使不能等同于小说，亦可谓最早的“豪侠传记文学”，对唐人传奇中描写的侠、刺行为颇有启发作用。
──后者亦如明人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卅六）》所云：“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而周树人着《中国小说史略》更进一步点明：“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以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例如隋末唐初王度所撰〈古镜记〉及〈补江总白猿传〉（不着撰人），便直承六朝变异之谈余烈，开唐人传奇中“神怪”类小说之先河。
这一实（前者写实）、一虚（后者虚构）相生互激的结果，乃导致晚唐所出的“豪侠”类传奇，多少均染上宿命或神异色彩；其对后世武侠小说影响深钜，固不待言。
唐人“豪侠”传奇产生之社会背景
有关唐人传奇勃兴的原因，范烟桥着《中国小说史》曾约略言之：“在此时代，婚姻不良，为人生痛苦的思想，渐起呻吟；而藩镇跋扈，平民渴盼一种侠客之救济；故写恋爱、豪侠之小说，产生甚富。”
此固为持平之论；但需要特别补充的是，中唐后社会暗杀之风极盛；藩镇各霸一方，私蓄刺客以仇杀异己之事，时有所闻，史不绝书。这便为唐人豪侠小说提供了“反映社会现实”的催化剂。
复次，当时权贵为求自保，乃格外注重安全保卫工作。如《资治通鉴》卷二一五，记李林甫：“自以多结怨，常虞刺客。出则步骑百余人为左右翼，金吾静街；前驱在数百步外，公卿走避。居则重关复壁……如防大敌；一夕屡移床，虽家人莫知其处。”故侠、刺者流要想得手，非具有神出鬼没的本领不可。此所以唐人驰骋想象作豪侠小说，凡涉武事，便千奇百怪；神通幻变，不一而足。像《史记·刺客列传》写荆轲那样不谙剑术的庸手，在唐人传奇中是再也见不到了。
唐人“豪侠”传奇包含四种类型
纵观民初以降的武侠小说，无论其流派风格、品类优劣如何，其共同点都是牢牢扣住“用武行侠”的主题；而武与侠二者互为表里，浑如一体，是手段也是目的，尤侧重武技描写。但细按唐人豪侠小说之内容，却不尽然“用武行侠”；它大抵包含四种类型，旨趣各异。今举其荦荦大者于次：
（一）用武行侠类──如袁郊〈红线〉、〈懒残〉、裴铏〈昆仑奴〉、〈韦自东〉、皇甫氏〈义侠〉、〈车中女子〉、康骈〈田膨郎〉等；完全具有武侠小说的本质与特性。
（二）有武无侠类──如裴铏〈聂隐娘〉、沈亚之〈冯燕传〉、段成式〈僧侠〉、〈京西店老人〉、〈兰陵老人〉、皇甫氏〈嘉兴绳技〉、〈张仲殷〉、康骈〈潘将军〉、〈麻衣张盖人〉等；或卖弄武技，故神其说，或滥杀无辜，草菅人命，均未见行侠事迹。
（三）有侠无武类──如杜光庭〈虬髯客传〉、蒋防〈霍小玉传〉、许尧佐〈柳氏传〉、薛调〈无双传〉、柳埕〈上清传〉、牛肃〈吴保安〉、皇甫枚〈李龟寿〉、李亢〈侯彝〉、冯翊〈张佑〉等；仅表现出某种豪侠或侠义精神，而不以武技取胜。
（四）衔冤复仇类──如李公佐〈谢小娥传〉、皇甫氏〈崔慎思〉、薛用弱〈贾人妻〉等，皆为报冤仇不择手段杀人。前者固彰显孝妇节义，然究非侠义；余则“杀子绝念，断其所爱”，全无人性可言！其冷酷无情，虽禽兽、盗贼亦不能过。
荀悦《汉纪》卷十有云：“游侠之本，生于武毅不挠；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见危授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以正行之者谓之武毅，其失之甚者致为盗贼也。”这也就是说，恃武横行之人若不走正道，即是盗贼而非游侠，两者不可相混。然由上举四类世所公认的唐人豪侠小说（或泛称侠义小说）故事旨趣可知，其中固不乏描写豪杰、义士行径者，而以盗为侠者亦不在少数；更多的则是一些非侠非盗而武技神奇的中间人物及冷血杀手，也昂然混迹其内。如《太平广记》所列“豪侠”类目，即有泰半是滥用侠名者，可概其余。
但就广义“武”、“侠”的范围而言，举凡唐人传奇里所描写的江湖豪杰、义士、异人、盗贼、杀手、复仇者以及神鬼莫测的武功、剑术等等趣味性素材，均为后世武侠小说所吸纳，共冶于一炉。
我们试看“用武行侠”类的唐人传奇内容，即可明了武侠小说之原型要素殆已包罗其中：
一、行侠仗义必以“武”；它包括一切超能力的武技，可以止戈（如〈红线〉），可以救人（如〈昆仑奴〉、〈车中女子〉），可以摘奸发伏（如〈义侠〉、〈田膨郎〉），可以为民除害（如〈懒残〉、〈韦自东〉）──武与侠乃形成有机的结合，二者不再孤立存在。
二、特别渲染方外人的神奇本领；而所述佛、道两家弟子之玄门绝技或秘术，均非世俗所能想象（如〈红线〉、〈懒残〉）──后世武侠小说每喜为玄门奇人张目，胎息在此。
三、仗剑护法与灵丹妙用；这在以“剑仙”除魔卫道故事为主的武侠小说中，尤为显著，而实以裴铏〈韦自东〉为滥殇。盖古传采药炼丹（或修练神功）易遭魔扰，必须借助高人护法，方可成事；而灵丹妙药则有诸般神效，如驻颜、长生、增强功力等等──凡此，皆为后世武侠小说所宗，更进而发扬光大。
当然，若论唐人传奇中最具武侠典型的“侠之大者”，自推袁郊所撰〈红线〉；叙述侠女红线为解潞州节度使薛嵩之忧，而勇往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枕边盗盒示警的故事。传中说她“夜漏三时，往返七百里；入危邦，经五六城”；而归来时仿佛“晓角吟风，一叶坠露”，洵可谓神乎其技；然却一无杀伤，十足体现仁侠精神。结果正如所云：“两地保其城池，万人全其性命；使乱臣知惧，烈士安谋！”故此“红线盗盒”千古传诵，令人赞叹不已。
文言武侠由盛而衰之渐变
惟唐人传奇树立了文言“武侠”的典型之后，经五代至宋，却并无任何发展，反而有衰落之势。在现存的传世之作中，除王定保所撰〈胡证〉、〈宣慈寺门子〉及孙光宪所撰〈荆十三娘〉等篇，尚能表彰武侠精神而外；余如吴淑《江淮异人录》二卷所收〈李胜〉、〈聂师道〉、〈张训妻〉、〈洪州书生〉与洪迈《夷坚志》所收〈花月新闻〉、〈解洵娶妇〉、〈郭伦观灯〉、〈侠妇人〉、〈八段锦〉诸篇，或有武无侠，或有侠不武，甚至以细故杀人者亦屡见不鲜；惟〈郭伦观灯〉用武行侠，彰明较着。
其次，明人王世贞伪托段成式所编《剑侠传》四卷，则收宋人作品十六篇，大体仍模仿唐人传奇笔意，率由旧章。故周树人《中国小说史略》慨谓：“宋一代文人之为志怪，既平实而乏文彩；其传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可言矣。”
然而自宋以降，文言武侠作品走势虽衰，明、清两代仍有不少这类仿唐传奇小说存在。如《剑侠传》之继起者有乔吉《续剑侠传》、徐广《三侠传》、邹之麟《女侠传》等；从此，飞剑乘空之说甚嚣尘上，亦风行一时。
此外，明人武侠传奇之文情较可观者尚有李昌祺〈青城舞剑录〉、宋濂〈秦士录〉、宋懋澄〈刘东山〉、徐士俊〈汪十四传〉及乐宫谱〈毛生〉等篇。至于清人武侠传奇则今存本甚伙，撮其要者如蒲松龄的〈侠女〉、〈武技〉、〈红玉〉（收入《聊斋志异》）；王士祯的〈剑侠〉、〈女侠〉（收入《池北偶谈》）；袁枚的〈三姑娘〉、〈好冷风〉（收入《新齐谐》）；毛祥麟的〈南海生〉、〈褚复生〉（收入《墨余录》）以及李渔〈秦淮健儿传〉、钮琇〈云娘〉、乐钧〈葛衣人〉、许仲元〈陶先生〉、沈起凤〈恶饯〉等篇，但亦不脱唐人传奇之流风遗韵。
复次，在《清朝野史大观》的述异、遗闻、轶事中，亦多武侠传奇；但凡近世知名的江南八侠、大刀王五、霍元甲等人物事迹，悉在其内。值得注意的是，自从宋初洪迈撰《八段锦》首揭气功名称及师承来历以后，有明一代竟无赓续者；而入清季却逐渐蔚为风气。如蒲松龄〈武技〉、〈铁布衫法〉之少林派；许仲元〈陶先生〉之内、外家；沉起凤〈恶饯〉之内、外功；采蘅子〈武技三则〉之软、硬功；毛祥麟〈褚复生〉之神功；以及《清朝野史大观》藉峨眉僧故事而评述内家正宗拳法源流、传承等等。凡此，均与宋、明文人祖述唐人传奇之剑侠神技大异其趣。迨及清末林纾撰《技击余闻》一书，可谓文言武侠小说压卷之作；嗣后此类作品寥若晨星，终致绝迹人间。白话武侠始自“说公案”
一言以蔽之，武侠文学自唐代发微，入宋后分为两支发展：一为“传奇体”，即文言小说，已如上述；一为“话本”，即白话小说，则与后世武侠小说关系尤大。此因唐宋传奇多出于文人学士之手，皆为古典文言，笔墨简洁，未能雅俗共赏；而“话本”实系宋以前市井中“说话人”（以说书为专业者）的故事本子──初受佛经讲唱“变文”之影响，再经宋人以民间俚语著书──因其文字浅显易懂，故又称为“平话”。
按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吴自牧《梦粱录》、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都有提及当时汴京“说话”伎艺之盛。其中耐得翁曾分南宋小说为三类：“一者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拳、提刀、杆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与吴自牧说法略同。至“话本”小说大典，引吭发变征之声；音虽稍下，却甚通俗，妇孺俱解，遂广为流传。如〈杨温拦路虎传〉、〈杨谦之客舫遇侠僧〉、〈汪信之一死救全家〉、〈万秀娘仇报山亭儿〉、〈郑节使立功神臂弓〉等，皆属于“说公案”一类白话小说，而饶有武侠之意味。特以〈杨温拦路虎传〉描写杨温与李贵对打，逐招交代，并采用内行术语，殆为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遭。
《水浒传》划时代之贡献
然终宋之世，毕竟没有真正章回体的“平话”武侠小说出现；这要等到元、明间水浒故事流行而后各种繁简不同版本的《水浒传》相继问世，方始树立白话武侠典型。姑不论其作者属谁，此书兼具“银字儿”、“说公案”、“说铁骑儿”三种小说性质；再加上“讲史”，一炉共冶，九转丹成，遂开我国长篇武侠章回小说之先河。
大体说来，《水浒传》对于后世武侠小说的深远影响可得有五：
一、以章回体、白话文为其外在形式；古典文言退而为点缀之用。
二、以“乱自上生”、“替天行道”为其内在思想题旨；主持社会正义，为民请命。
三、表彰先秦游侠精神而不惜以武犯禁。
四、其穿针引线笔法及复式结构为后世所宗，长垂典范。
五、江湖豪杰群相结义、统一取绰号由此始。
但不可讳言的是，虽然明儒李卓吾评点《忠义水浒传》序称此书为“发愤之作……欲不谓之忠义，不可也”；但如武松血溅鸳鸯楼，见人就砍，却也开了无边恶例──欲谓之“武侠”，不可也！因为真侠义决不能滥杀无辜，否则又与盗贼何异！？世以《水浒传》为“诲盗”之代表作，或有人不能茍同；惟自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看，诚可谓不诬。
于此同时，罗贯中《三遂平妖传》上承唐人传奇〈聂隐娘〉余绪，亦发为剑侠长篇章回小说之嚆矢；初成四卷二十回，后由冯梦龙增补为十八卷四十回。其故事玄奇，有飞剑跳丸、降妖伏怪、斗法斗智等情节。此书与稍晚出现的《西游记》、《西游补》、《四游记》、《飞剑记》、《禅真逸史》及《封神演义》等“神魔小说”（借周树人语），对民初糅合豪侠、剑侠内容的武侠小说如《江湖奇侠传》、《蜀山剑侠传》等钜制，影响极大。是故《水浒传》与《三遂平妖传》在中国武侠小说发展史上，均居于枢纽地位，而确有奇峰并插、锦屏对峙之妙。
相形之下，“三言”、“二拍”中所收明人白话武侠短篇，如〈赵太祖千里送京娘〉、〈李汧公穷邸遇侠客〉、〈刘东山夸技顺城门／十八兄奇踪村酒肆〉、〈程元玉店肆代偿钱／十一娘云岗纵谭侠〉、〈神偷寄兴一枝梅／侠盗惯行三昧戏〉等小说，又未免小巫见大巫了。
清代武侠分由三途发展
降至清季，武侠分由三途发展：
（一）神魔小说而有武侠精神者──以《济公传》与《绿野仙踪》为代表。康熙年间先有王梦吉〈济公全传〉三十六则故事；继有无名氏〈济公传〉十二卷，今传二八○回本。该书以济颠和尚游戏风尘、渡世救人为主干，穿插剑客、侠士锄强扶弱英雄事迹及正邪斗法、捉妖降魔等情节；文字白描，生动有趣，为后世武侠小说演叙风尘异人重要渊源之一。
干隆时有李百川《绿野仙踪》，凡一百回，笔墨奇恣雄放，亦庄亦谐；写剑侠求仙、除魔卫道、官场黑暗、人情世故均能曲中筋节；尤擅以四六文写景，引人入胜，堪称“说部中极大山水”。值得注意的是，此书叙冷于冰连收猿不邪等六弟子行侠江湖事，殆得近代武侠小说“大开山门”风气之先。
（二）儿女侠情小说──以《好逑传》、《绿牡丹全传》及《儿女英雄传》为代表。先是明清之际，名教中人（？）编《好逑传》，又名《侠义风月传》，凡十八回；写才子铁中玉之武勇、佳人水冰心之坚毅，打破历来才子佳人男皆文弱、女皆懦怯之庸俗窠臼，而以侠骨柔情贯穿全篇。至于康熙时夏敬渠所作《野叟曝言》则介于神魔小说与人情小说之间，亦饶有武侠趣味；惟其封建思想浓厚，评价不高。
清中叶无名氏撰《绿牡丹全传》，又名《四望亭全传》，亦称《龙潭鲍骆奇书》，凡六十四回；以骆宏勋、花碧莲之情缘为主线，赞颂侠客见义勇为、为民除害精神，而反复申述“江湖有义终非盗”之旨。书中骆、花二人皆为英雄儿女，精通武艺；这便将侠情小说的视野更为扩展，成就男女英侠以情结合之“宏碧缘”矣。
稍后，又有文康《儿女英雄传》产生。此书初名《金玉缘》，别名《正法眼藏五十三参》；原本五十三回，今存四十回本。写侠女“十三妹”何玉凤为报父仇，行走江湖，路见不平，搭救安骥及张金凤故事；后戏曲则取十三妹之弹弓绝技（武）配以安公子之书砚（文）而改编为《弓砚缘》、《能仁寺》，流传至今。
持平而论，《儿女英雄传》结构绵密，运用口语生动传神，对书中人、时、地的描写亦颇写实。一九三○年代后期王度庐系列武侠作品便深受其影响，更别创“悲剧侠情”一派。
（三）侠义公案小说──以《七侠五义》、《施公案奇闻》及其续书为代表。早在明代时即有杂记体《包公案》（亦名《龙图公案》）十卷传世；清道光年间名说书人石玉昆之唱本《龙图耳录》一百二十回则从此出。光绪初年无名氏据此润饰而改名《忠烈侠义传》，旋又易名《三侠五义》；叙南侠、北侠、双侠及陷空岛五鼠行侠仗义事，豪情壮采，笔意酣恣。经学大师俞曲园为之倾倒，乃以“三侠”其数为四，加小侠艾虎、黑妖狐智化及小诸葛沈仲元，恰成七侠；因而再新编为《七侠五义》，作序盛赞；并“援据史传，订正俗说”，改易第一回文字，遂得广为流传。《七侠五义》之正反面影响
《七侠五义》初写江湖豪侠除暴安良、快意恩仇，不免“侠以武犯禁”；后则甘为包公（代表官府）所用，竟变成了“侠以武执法”。此所以周树人《中国小说史略》指其“为市井细民写心，仍似较有《水浒》余韵；然亦仅其外貌，而非精神”矣。复又有《小五义》、《续小五义》问世，皆谓石玉昆原稿，但水平殊不一致；或因加工者良莠不齐，也未可知。
总之，《七侠五义》及其续书有关武功技击（如点穴、暗器、剑诀、刀法、轻功提纵术等）、江湖勾当（如闷香、百宝囊、千里火、夜行衣靠、人皮面具等）以及机关埋伏（如八卦连环堡）种种名目之演述，均对民初以后武侠小说之内容素材有决定性之影响；惟后者恒以“朝廷鹰犬”为卑为劣，则系公案小说杂出而流于滥恶后所生之反动心理也。
道光年间有无名氏《施公案奇闻》，一名《百断奇观》，凡九十七回；叙施仕纶为宦时，镖客黄天霸等侠义英雄助官府扫荡绿林事。继有《彭公案》一百回，改以彭朋为主，扬其余烈。虽此二书文情不佳，但均一续再续，遂成漫漶之局。
此外，又另有《刘公案》、《李公案》以及《永庆升平》前后传、《圣朝鼎盛万年青》、《英雄八大义》、《英雄小八义》、《七剑十八义》等等，不可胜数。
从《世无匹》到《热血痕》
回顾清代侠义公案小说的演化过程，不能不特别提到雍干年间刊行的一部冷门作品《世无匹》──论者有谓此书堪称是“我国古代小说史上第一部由人情世态题材中脱胎出来的侠义小说”；“是从‘三言’中的侠义题材短篇小说向着《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过渡发展中间的一座重要桥梁。”
《世无匹》作者不详，惟署《古吴娥川主人》编次，分为四卷十六回；叙述壮士干白虹以其“举世无匹”的侠肝义胆济弱扶倾、替天行道，却反被人恩将仇报、可歌可泣的故事。此书不谈神怪、不谈风月，完全扣住干白虹一生曲折动人的奇节伟行而作细部描写（包括思想动机）；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下侠客所能发挥的济世作用与生命价值表露无遗。在此之前，中国侠义小说不曾有过这样深入浅出的创作；在此之后，《七侠五义》一类公案小说凡写独行侠者，实多取法于《世无匹》。
惟自《七侠五义》以降，公案小说之命意所在，莫非忠于朝廷、效力官府；凡此，恰恰与“替天行道”的古游侠精神相反！这自是满清怀柔政策成功，而汉人民族意识衰落──“心悦诚服，乐为臣仆”之表征。然由公案小说改编成的皮黄戏剧竟多达数十出，则其鼓吹武侠、普及大众之功，亦不容抹杀，卒能风靡一时。
清末侠义公案小说除有各种续书而蔚为大观之外，别开生面的公案讲史类尚有李亮丞《热血痕》（一九○七年）；儿女侠情类有赵苕狂《剑胆琴心录》（一九○八年）、邵振华《侠义佳人》（一九○九年）；剑仙传奇类有唐芸洲编《七剑十三侠》（一九○八年）、《仙侠五花剑》（一九一○年）等。其中，李亮丞《热血痕》一书，凡四十回，讲国仇家恨，寓意深远。正文前有〈满江红〉词，抒其怀抱：
闲煞英雄，销不尽填胸块垒；徒惆怅，横流无楫，磨刀有水。侧注鹰瞵横
太甚，沉酣狮睡呼难起。叹鲁阳，返日苦无戈，空切齿！
局中人，都如此，天下事，长已矣。且抽毫摅臆，撰成野史；热血淋漓三
斛墨，穷愁折叠千层纸。愿吾曹，一读一悲歌，思国耻！
该书演吴、越相争事，以英雄儿女陈音、卫倩仗义行侠，襄助勾践复国为主线，广结剑客、奇才，共同效力。自浅一层看，此书旨趣已较寻常侠义公案小说“终必为一大僚隶卒”（鲁迅语）之公门高级捕快精神高明得多；而自深一层看，则此书借古讽今，“要使不断受外人欺侮的中国，能以雪耻自立。”故阿英《晚清小说史》指出：“晚清的政治社会，在这一部公案里是透露了不少情况。”加以作者文笔洗炼，跌宕有致，洵可谓清代侠义公案小说“拨乱反正”压卷之作。
四、民初武侠小说大势与流变
诚如以上所述，自唐人传奇“用武行侠类”作品树立了文言武侠小说典型以后，千余年来，发展甚少；至清代始较侧重技击、功法及师承门派。但因受“文字障”所制，毕竟未能突破晚唐窠臼。而宋人话本则不然！从它口中绽放出的“武侠”蓓蕾（白话短篇小说），几乎每一时代都有所创新；由短制而章回而长篇，由公案而神怪而侠情。通俗文学因之波澜壮阔，普受大众欢迎；虽然良莠不齐，江河挟泥沙以俱下，却无碍于“武侠”杀入民国，形成小说类目后的发皇与茁壮。
民初十年（一九一二──二二年），武侠小说先是不拘一格，多方表现，长、短篇兼制，文言、白话并存。例如：
──文言作品，有林纾〈傅眉史〉、〈拏云手〉、〈鹰梯小豪杰〉、钱基博〈老镖客〉、〈甘凤池〉、许指岩〈南阳女侠〉、王西神〈游侠别传〉及苏曼殊〈焚剑记〉等；而李定夷〈霣玉怨〉则又系哀情小说而含有武侠者。
──白话作品，有陈冷血（景韩）《侠客谈》、赵苕狂《江湖怪侠》、《太湖女侠》及李涵秋《绿林怪杰》等；而李氏《侠凤奇缘》与叶小凤（楚伧）《古戍寒笳记》则又系社会小说而含有武侠者。
如果说清末侠义公案小说是得益于皮黄（即京剧）与说书的推广，那么民初武侠小说则要感谢报刊等传播媒体的宣扬。就手边可查考的文字资料记载所知，报纸如《申报》、《新闻报》、《民权报》、《时报》等“副刊”以及《晶报》、《春声日报》、《星光》、《天韵》等“小报”；杂志如《民权素》、《小说海》、《小说大观》、《小说时报》、《小说丛报》、《小说新报》以及《礼拜六》、《星期》、《武侠世界》等等；或多或少，或文或白，均曾刊载武侠小说。
一九二○年代重要武侠作家举隅
大约在民国十年（一九二一）以前，中国文坛仍是“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天下，武侠小说侧身其中，不过用来陪衬而已；其后则逐渐得势。当时南方以上海为大本营的文人、学者及作家、名流皆因各种怀抱而相继投入武侠创作行列；由是百家争鸣，汇为繁响。粗略统计一九二○年代的武侠名家及书目（间有入卅年代者），即可谓洋洋大观：
（一）向恺然：《江湖奇侠传》、《近代侠义英雄传》、《玉玦金环录》、《江湖小说传》、《江湖异侠传》及《江湖怪异传》
（二）赵焕亭：《奇侠精忠传》正续集、《大侠殷一官轶事》、《英雄走国记》、《双剑奇侠传》、《惊人奇侠传》及《剑底箫声》等──为二十年代唯一的北方武侠名家。
（三）李定夷：《尘海英雄传》、《僧道奇侠传》及《武侠异闻》等。
（四）张春帆：《球龙》、《天王老子》、《虎穴情波》、《烟花女侠》及《风尘剑侠》等。
（五）陆士谔：《三剑客》、《飞行剑侠》、《八大剑侠》、《七剑三奇》、《白侠》、《红侠》、《黑侠》及《雍正游侠传》等。
（六）姚民哀：《山东响马传》、《四海群龙记》、《江湖豪侠传》、《箬帽山王》、《龙驹走血记》、《南北十大奇侠》及《秘密江湖》等。
（七）顾明道：《怪侠》、《海岛鏖兵记》、《侠骨恩仇记》、《荒江女侠》、《海上英雄》及《草莽奇人传》等。
（八）姜侠魂：《武侠大观》、《风尘奇侠传》、《雍正一百零八侠》、《飞仙剑侠骇闻》、《关东红胡子》及《南北奇人传》等。
（九）文公直：《关山游侠传》、《碧血丹心大侠传》、《碧血丹心于公传》、《碧血丹心平藩传》、《江湖异侠传》及《剑侠奇缘》等。
（十）张冥飞：《小剑侠》正续集、《荒山奇侠》及《江湖剑客传》等。
其它名家如孙玉声、赵苕狂、胡寄尘、何海鸣、程瞻庐、陆澹安、许慕羲、许仅父、范烟桥、杨尘因、张恂子、戚饭牛、徐哲身、吴绮缘、吴虞公、沈禹钟、江景星、江荫香、江蝶庐等等，亦金铁交鸣，极一时之盛！其中，向恺然、赵焕亭、顾明道、姚民哀、姜侠魂、杨尘因、文公直诸子皆具有代表性，值得一述。
向恺然之代表作《近代侠义英雄传》
向恺然（一八九○～一九五七年），湖南平江人。自幼文武兼修，具有强烈之民族意识；曾两度赴日留学，以谋救国之道。民国元年，其处女作《拳术讲义》发表于《长沙日报》，演叙“八拳”析理颇精。而从一九一六年起，即以卖文为生；《留东外史》系列作品均其留日经验谈，曲折影射真人真事；于焉声名大噪，不胫而走，上海世界书局慕名登门约写武侠小说。向氏以“平江不肖生”为笔名，一生共撰武侠十四种；其最早所写武侠钜着有二：一是《江湖奇侠传》（一九二三年连载于上海《红杂志》周刊），一是《近代侠义英雄传》（一九二三年连载于上海《侦探世界》半月刊）；两者均于同年由世界书局出版，但其精神、命意、气象格局却迥乎不同。
·《江湖奇侠传》直承罗贯中《三遂平妖传》及清初《济公传》之剑侠、神怪传统；复再糅合清末若干乡野传奇，于焉乃杂凑成一个飞剑、法宝加侠客、术士的“江湖大拼盘”。此书是以湖南省平江、浏阳两县居民争地武斗为经，以昆仑、崆峒两派剑侠分头参与助拳为纬，而带出无数紧张热闹、生动有趣的故事情节。惟据本书第八回旁白所称，在清光绪初年“这种奇奇怪怪的事情、奇奇怪怪的人物”的确是有的，不是作者向壁虚构在“捣鬼”。书由赵苕狂作序、施济群评点；惟施评仅至三十九回即行中辍，原因不明。通行本共收一百五十回，约一百二十万言，而向恺然实撰一百一十回；余由赵苕狂及不良书贾续完，亦即坊间《火烧红莲寺》一书与上海明星影业公司连拍十八集电影之所本。其首开武林门户之争，影响极大。
·《近代侠义英雄传》开卷第一回凡三提《水浒》，自云：“这部书是为近二十年来的侠义英雄写照。”其命意、旨趣不喻而明。此书以大刀王五与谭嗣同“一生一死乃见交情”为引，而带出大侠霍元甲本传；再由霍家绝艺“迷踪拳”威镇江湖而带出清末各派英豪；最后则以倭人毒害霍元甲而总结全书。揆其内容，在在不离民族精神、侠烈气概；而笔法生动简洁，绘声状物俱极传神。若论史实，则所写人物皆斑斑可考；若论小说结构与技巧，则前后有照应，处处有伏笔；环扣相连，浑成一体！虽偶有小疵亦瑕不掩瑜。以“平话”来看，可谓民初以来最佳武侠钜构，不作第二人想！
概括言之，这部结合史实撰写的《近代侠义英雄传》有如清末游侠列传，具有以下四大特点：
一、强调民族气节、表彰侠烈精神，而以“东亚病夫”为憾为耻。令人读来虎虎有生气，奋然思以强身、强种、强国。
二、缕述中国武术门派，历历如数家珍；殆为真人真事真功夫，非熟谙此道者莫办。
三、紧扣住时代脉动，而将当时若干新名词、外来语及社会习尚一一运用到小说中，读来亲切自然；与今人所撰武侠相率“托古言事”却又一无凭借的滥套，大异其趣！
四、清末之中国动乱频仍，新旧思想对立；而作者独能观察入微并反映出当时“排外”、“媚外”种种人心向背实况。这不仅是小说家言，而可视为社会史家之论了。
凡此成就，在《近代侠义英雄传》问世以前，武侠说部皆未达到同等水平；即或偶涉其一二，亦不全面。可惜此书竟不及以怪力乱神为能事的《江湖奇侠传》流传广远，良可浩叹。该书由沈禹钟作序，陆澹庵总评；共八十四回，都百余万言，允称一代钜制。而与向恺然齐名于世并有“南向北赵”之称者，厥为赵焕亭。
赵焕亭之代表作《奇侠精忠传》
赵焕亭原名绂章（一八七七～一九五一），河北玉田人。文笔古茂洗炼，其《今夕斋丛谈》对宦海秘闻、文坛掌故皆熟如指上观纹。二十年代初，赵氏即为南北各报撰写武侠说部，而以《奇侠精忠传》动手最早、享誉至隆。其自序说：“取有清干、嘉间苗乱、回乱、教匪乱各事迹，以两杨侯、刘方伯等为之干，而附以当时草泽之奇人、剑客。事非无稽，言皆有物；更出以纾徐卓荦之笔，使书中人之须眉跃然；而于劝惩之言，尤三致意焉。至其间奇节伟行、艳闻轶事以至椎理之滑迹、邪教之鸱张、里巷奸人之姿恶变幻，无不如温犀烛怪、禹鼎象物。读者神游其间，亦可以论古昔、察世变矣。若谓著者有龙门传游侠愤然之意，则吾岂敢！”其自负若是。
此书第一回开场白甚奇，乃叙赵氏寒夜读清人所撰《杨侯轶事记略》（记名将杨遇春事）而兴捏合小说之思，为血性英雄吐一口无穷怨气。赵氏自道与老妻合计“稻粱谋”，越想越乐，一仰身，竟从破椅中跌将出来，闹得个四脚朝天。其诙谐亦若是！
《奇侠精忠传》正读集十四册，共二百八十回，都一百五十万言，由上海广益书局出版。细究其内容，虽受清代侠义、公案小说影响较深，但颇有推陈出新处，未可遽以其“精忠”之对象为清廷而相诋也。
据徐文滢〈民国以来的章回小说〉一文所称：“赵焕亭作品中的人物个个有《儿女英雄传》的口才。他写一个罪人的转变之‘渐’，很有陀斯妥也夫斯基的作风；他写风趣人物也有诙谐的天才，常令人看到大观园中刘姥姥的姿态。例如《奇侠精忠传》、《双剑奇侠传》、《惊人奇侠传》、《英雄走国记》，都是超过《七侠五义》以上的好作品。《奇侠精忠传》中的冷田禄写得真像白玉堂，《英雄走国记》中的鱼跃鲤真像翻江鼠蒋平；《双剑奇侠传》写绍兴包村之沦陷，实在够得上‘细腻生动’四字；《惊人奇侠传》中特多风趣人物的描绘，而述及水灾、地震二大段，真不下于《老残游记》，几乎是任何作品中难得见到的好文章。（中略）由于知识阶级与目不识丁的说书家之不同，使作者的成就超过前代一切这类作品以上。……”
固然赵焕亭武侠作品结构绵密，运用北方土话情趣盎然，直有传神阿堵之妙；但他每喜于书中插以旁白，则又与向恺然一样，系未脱清末民初说书人之故习了。此外，据知赵氏写男女情欲，刻划入微，亦为一绝；可惜在结集成书时均因“犯禁”而删，未能传世。但《奇侠精忠传》采用若干趣味素材及说法则前所未见，可谓创举：
（一）服食千年灵芝增强内力──此即古代丹道家所称“地元丹”，有超凡入圣、巧夺造化之功，为修仙者终南快捷方式。然将千年通灵肉芝用在武侠小说中，使化为小人出没，服之可脱胎换骨，则以赵氏为嚆矢（见第三回）；其后出之武侠几乎无不由此取经，足见影响之大。
（二）以“罡气”为内功绝诣──按“罡气”一词出自葛洪《抱朴子·内篇》，略谓：“上升四十里，名为太清；太清之中，其气甚罡，能胜人也。”（见〈杂应卷〉第十五）而赵氏则据此推演为绝顶内功，说是“罡气”力量至大至刚，无坚不摧，无敌不克，可伤人于百步之外；以意驭气，则能一跃十丈，飞行绝迹，顷刻百里（以上分见第四、十八、二十一回）。从此“玄门罡气”、“先天真气”之说甚嚣尘上，武侠小说家皆以此为克敌制胜之内家无上神功了。
（三）为“武功”立新界说──过去说部凡写技击辄曰“武术”、“武技”或“武艺”；而赵氏则以“武功”统称一切拳掌、兵刃、暗器之技以及轻身术、内外功。此说虽较清末刘鹗《老残游记》之用“武功绝伦”一语为晚，然大张其目，影响深远，殆为不争的事实。
赵氏一生共撰武侠说部十三种，然结集成书者甚少，令人惋惜。
在“南向北赵”两大巨子之外，顾明道亦于同一时期以武侠小说鸣世，于焉而成三足鼎立之势。
姚民哀之代表作《四海群龙记》
姚民哀（一八九四～一九三八），江苏常熟人；为民初文坛健将之一，“南社”中坚分子，精擅小品文及短篇小说。初以说书为业；一九二三年在《侦探世界》发表《山东响马传》，自此迈入武侠之林而以“党会小说”别树一帜。
所谓“党会小说”即以革命党及秘密帮会活动为小说内容，而描写其组织形态、江湖勾当与反清运动之关系者。姚氏在《江湖豪侠传》自序中说得很明白：“我年九岁，即随先君子旅食离乡，往返于江、浙乡壤间。时巢湖客民出没于太湖流域，所至以聚赌、贩盐为事，声势甚强。尝出入此辈秘窟中，对于个中之特殊术语及风俗，是时已习见熟闻。因见彼辈之见义勇为，同党相共患难，志坚金石，心窃慕焉。故余稍长，亦投身其中，并加盟于陶成章先生之光复会、陈其美先生之中华革命党为会员。（中略）会有感于临城劫车巨案之发生，牵涉外交，丧权辱国，因而有《山东响马传》之作……”
姚氏素喜以第一人称说书，遣词用语极古雅有致，尤爱用典炫博；而凡写帮会人物，又全系江湖声口，乃形成其独特的小说风格。姚氏诸作可以《四海群龙记》为代表，写兴中会成立（一八九四年）以前之江湖大势；以姜伯先创立反清组织“三不社”──“千人会”为主干，旁及其它帮派活动，具有内幕性质。但书中引经据典之处甚多，并不时用说书人口吻借题发挥，横加议论，颇影响阅读。该书共三十六回，约十八万余言；彼虽自挂“党会小说”招牌，然封面仍标武侠小说名目，殆为“帮会武侠之祖”。特其首创“连环格”写法（即系列作品），不但直接影响到三十年代崛起的“北派五大家”，更远及于五十年代以降港、台名家诸作，值得重视。
姜侠魂、杨尘因之代表作《江湖廿四侠》
姜侠魂之生卒年不详，浙江鄞县人；民初提倡国术不遗余力，曾主编《国技大观》（武术丛书），并撰有《风尘奇侠传》等武侠小说，多达数十种。一九一八年姜氏将已出版的《武侠大观》末回抽出，另广搜百余种正史、野史、笔记、掌故资料，特倩小说名家暨上海中华日报总编辑杨尘因合着《江湖廿四侠》；事经十年之久，修改八、九次之多，终成百二十回、逾百万言之煌煌钜构。
一九二八年《江湖廿四侠》由上海校经山房书局隆重出版，广邀当代名流助阵；计有张之江、戴传贤、潘公展、郑孝胥、包天笑、严独鹤等十三人为之题字题辞；并有孙玉声、陈公哲、周瘦鹃、卢伟昌等十五人为之作序；加以张冥飞批注、姜侠魂评点、文公直参校，其声势之大，自有武侠小说以来，向所未见！
姜氏在该书〈出版宣言〉中说：“侠魂不敏，鉴于吾国国势民情日就衰弱，曾于民国初年，以文艺之力鼓吹武侠，冀作精神教育之辅助。竭蹶从事十有余稔，此志未尝稍懈。几经搜集，得成《江湖廿四侠》百二十回；其第一回曾披露于民七出版《武侠大观》之末。”继而简述故事大要，分别介绍此书经纬、体用、立意、性质、取材、结构等等；以明末“复社”诸子及郑成功等历史人物为反清复明运动之“革命先觉”；以二十四侠为主角、十奇人为主中主、三十义士为主中宾，写明末清初五朝江湖侠义故事。正文前并附参考书目百余种，每回后更连载姜侠魂所作〈读武侠小说之人生观〉。
就闻见所及，迄今尚未有第二位武侠小说家是用这样虔诚而严谨的创作态度来对待其心血结晶的！此书为首度标明“历史武侠小说”者，正所谓“十年辛苦不寻常”！惟姜侠魂立意造奇，杨尘因生花妙笔，固足以彰显民族大义；但故事横跨清代康、雍、干、嘉、道五朝，亦难免后力不继。因而有文公直奋起萍水，再开“历史武侠”第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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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明道之代表作《荒江女侠》
顾明道（一八九七～一九四四年），名景程，江苏吴门人。早年化名“梅倩女史”，以写社会言情小说成名；而从一九二三年起，亦一洗笔下铅华，转从事武侠创作。顾氏尝于〈武侠小说丛谈〉一文中自述其创作动机：“余喜作武侠而兼冒险体，以壮国人之气。曾在《侦探世界》中作《秘密王国》、《海盗之王》、《海岛鏖兵记》诸篇，皆写我国同胞冒险海洋之事；或坚拒外人，为祖国争光者。余又着有《金龙山下》，则完全为理想之武侠小说也。……又为小日报撰《海上英雄》初续集，则以郑成功起义海上之事迹为经，以海岛英雄为纬。……又尝作《草莽奇人传》，则以台湾之割让与庚子之乱为背景也。”
由此可见顾明道作品多寄托爱国或民族思想；而其得力于报章杂志之宣传鼓吹，关系尤大。顾氏一生共撰武侠说部二十种，其中以《荒江女侠》最后欢迎；并由友联影业公司拍成十三集电影，不让向恺然专美于前。
《荒江女侠》初于一九二八年在上海《新闻报》副刊连载，写方玉琴为报父仇，而与岳剑秋并辔江湖的传奇故事。因笔法新颖，文白夹杂而喜用时髦语，不意暴得大名，随由三星书局出版单行本，书前有范烟桥作序，周瘦鹃题辞曰“健笔独扛”！极尽溢美之能事。其实此书原是中篇架构，硬拉扯为长篇（共八十七回，一百二十万言），有如“小脚放大”；其结构松散是可想而知了。因此顾氏虽有为“新聂隐娘”（即荒江女侠方玉琴）立传之意，却是失败之作；至鼓其余勇再写《荒江女侠新传》，亦不能挽狂澜于既倒。惟顾氏首先尝试以新文艺笔法创作武侠小说，亦可称“但开风气不为师”了。
文公直之代表作《碧血丹心》三部曲
文公直生于一八九八年，江西萍乡人，同盟会之健者；民初曾任军职，参加过“讨袁”、“护法”诸役，官拜陆军少将。后因故系狱，得阅有明一代忠臣于谦惨事《千古奇冤》；不久获释，解甲归田，乃感愤而作《碧血丹心》三部曲──即《碧血丹心大侠传》、《碧血丹心于公传》、《碧血丹心平藩传》系列小说。
文氏自序这一段成书始末，颇足发人深省：“是时（一九二六年）除因革命高潮之澎湃，社会、经济之作如雨后春笋，蓬勃丛出外，其余杂志小说渐趋于颓废、淫 靡之途。论者尝慨叹为每下愈况，丧失我雄毅之国民性。……志欲昌明忠侠，挽颓唐之文艺，救民族之危亡；且正当世对武侠之谬解，更为民族英雄吐怨气，遂有《碧血丹心》说部之作。”
由此可知，其所谓“昌明忠侠”是要“为民族英雄吐怨气”；在本质上与清代侠义、公案小说之“忠义”（忠于朝廷重臣不等同忠于国家民族）云云，实有霄壤之别。
《碧血丹心》三部曲为文公直据《明史·于谦传》，旁参野史、笔记、武术秘笈，并详考当时的官制、仪节、风俗、习惯、用语以及社会状况等资料演叙而成。从一九三○年到三三年，陆续出版至三卷一百二十五回；亦即于谦出世直迄襄助明宣宗平定藩王朱高煦谋夺皇位之役为止。其间则穿插武当派剑客见义勇为、除暴安良种种侠行，以及白莲教徐鸿儒作乱而终归败亡的始末经过。文氏讲究布局笔法，文字洗炼；叙人叙事、状情状物皆跌宕有致，颇有《水浒》遗风。惜其著书言志，不事铺陈；以致缺乏趣味性，遂成“历史武侠教科书”矣。
据范烟桥《民国旧派小说史略》的说法，文公直原定还有第四部《碧血丹心卫国传》，叙述“土木堡之变”，于谦勤王以迄英宗复辟、冤杀忠良的历史故事──这正是“千古奇冤”的画龙点睛所在。惟不知何故，此书终未见出版，及身而绝。
职业武侠作家兴起
总括言之，自民初形成“武侠小说”类目以降，凡二十年间，武侠作品由继承旧文学传统而推陈出新而产生流变；其移步换形，令人目不暇给。如以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为分水岭，则其前后作品大约有以下之明显差异：
·民国十年以前发表或出版的武侠小说，文言多于白话，短篇多于长篇，基本上则以“泛唐人传奇”为主流；而清代侠义、公案小说虽已渐趋式微，却仍在民间流行不衰──这是民初白话武侠创作未能兴旺的重要原因。
·民国十年以后发表或出版的武侠小说，语体文已成大势所趋（受“新文学运动”影响），文言只作点缀之用。这一时期的作品，上接宋人话本通俗文学正脉，而以长篇章回体居多。此外，又有三大特色蔚为时尚：
（一）职业武侠作家出现──如向恺然、赵焕亭、顾明道、陆士谔、姚民哀等。此前文人学者写武侠小说只是本行外遣兴之作，而此后则因社会需求甚殷，故以写武侠为专业者与日俱增。
（二）绣像武侠小说盛行──它上承明、清绣像小说（如任渭长绘“三十三剑客图”）余烈，凡长篇章回武侠说部出版，皆倩人绘制主要人物画像或故事插图，几乎无一例外。
（三）题辞、作序、评点成风──此亦不脱明、清文人故习；兼以同气相求，互为标榜，冀望读者毋因轻视武侠小说而生排拒之心，乃纷纷以序、评为出书必要条件矣。
由于一九二○年代向恺然渲染奇幻加技击；赵焕亭演叙风土人情、神化武功；顾明道运用新文艺笔法，描写侠骨柔情；姚民哀开创“帮会武侠”一脉……均拥有众多读者，其势方兴未艾；故此进入一九三○年代之后，遂有“北派五大家”闻风而动，相继崛起，各自挥舞彩笔动江湖，而将武侠小说推向另一个高峰。
五、“北派五大家”建立独特风格
所谓“北派五大家”是指活跃于华北文坛而成名于三十年代的武位武侠小说巨擘──还珠楼主、白羽、郑证因、王度庐、朱贞木。他们之所以能取代“南向北赵”的权威地位，而成为社会大众心目中的“新偶像”，与其说是读者喜新厌旧，为他们旗帜鲜明、各有特色的作品所吸引，不如说：二十年代的先进武侠名家实未能自我完善其创作内涵、统一小说风格，致令人时兴扞格不入之感。
我们试以小说本身所应具备的“神理”来看，二十年代武侠作品，通常表现出“世外”、“人间”不分，“剑仙”、“侠客”混同的矛盾型态。这自然是受到唐传奇〈古镜记〉、〈白猿传〉、〈聂隐娘〉以降，《水浒传》、《平妖传》、《济公传》、《绿野仙踪》、《女仙外史》乃至《七剑十三侠》等小说夹杂神怪色彩的影响所致。如向着《江湖奇侠传》分明写俗世江湖纷争，却硬行加上飞剑、法宝等素材；而《近代侠义英雄传》分明以技击为主，又无端掺入某些异人的“软功夫”（指法术）。即令是赵着《奇侠精忠传》、顾着《荒江女侠》，亦难免述异志怪，要用飞剑来解决问题；而后者处理英雄儿女内心感情世界之粗糙，令人只觉苍白无力、浅薄可笑。其它更毋论矣！
然而代表三十年代最高水平的“北派”五大家则不同。他们在前人的基础上各出机杼、创新突破，而分别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格，完善了武侠小说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卒能将其故事旨趣发挥无遗。这就是“奇幻仙侠”（还珠楼主）、“社会反讽”（白羽）、“悲剧侠情”（王度庐）、“帮会技击”（郑证因）、“奇情推理”（朱贞木）五大流派的勃兴，决定了近五十年来武侠小说的发展方向与走势。以下容分别析论之。
“奇幻仙侠派”──还珠楼主《蜀山》系列
还珠楼主本名李寿民（一九○二～一九六一年），四川长寿县人；自幼博极群书，颖悟异常，遂有“神童”之目。及长好佛慕道，兼习禅功、武术与命理之学；足迹遍至名山大川，由是胸中自有丘壑，见闻益广。
一九三二年夏，李氏以“还珠楼主”为笔名，于天津《天风报》发表长篇连载《蜀山剑侠传》，不意声誉鹊起，造成轰动；旋交励力出版社结集出版，殆有欲罢不能之势。此书是一部糅合了神话、志怪、幻想、剑仙、武侠的超长篇章回小说，共计正传五十集、后传五集，总三百二十九回，约近五百万言；惜因战乱之故，时断时续，至一九四九年大陆易手为止，犹未终卷。然篇幅之大，已足以凌盖古今，不作第二人想！
《蜀山剑侠传》主要是写峨眉派开山收徒、替天行道、扫荡群魔的奇幻故事。约略而言，此书正传前五集深受向恺然《江湖奇侠传》影响，因此忽而武侠，忽而剑仙，体例驳杂不纯，未见精采。但在经过第六集的蜕变转化，从第七集〈晶球凝幻影／怪叫化惊魔青螺峪〉起，便峰回路转；宛如大鹏鼓荡风云，神龙破壁飞去，扶摇直上九万里！从此即进入了一个没有俗世武侠、没有江湖恩怨的“另一度时空”。由是形成其剑仙世界的统一风格，纵横所之，了无窒碍；际天而下，气象万千！
诚然，《蜀山》一书是中国古典文学与通俗文学交融下的一个奇妙的组合与结晶。谨就其小说文体与故事内容来看：
──其文采近于张文成〈游仙窟〉之骈俪并用而踵事增华；
──其博识近于李汝珍《镜花缘》之无所不包而多出意构；
──其论道近于庄子〈逍遥游〉之鹏飞万里而臻博大真人境界；
──其谈禅近于佛教《大乘妙法莲华经》之正眼法藏而蕴无限慈悲；
──其志怪则以中国最古老的《山海经》为本而幻想无极；述异更兼采东方朔《神异经》、干宝《搜神记》、《葛洪》神仙传、张华《博物志》、王嘉《拾遗记》等等奇妙素材而故神其说。
此外，自唐人传奇以来的剑侠及神魔小说，无论是文言或白话，均兼容并包，纳为转形易胎之用。于焉神光离合，一炉共冶，乃顿开中国小说界千古未有之奇观！
持平而论，还珠才华绝世，对于酝酿幽异气氛、营造恐布情境最见功力与巧思；此外，亦极善于咏物写景，但却短于刻划人物。以言两者，或写仙山楼阁、珠宫贝阙，或写花草虫鱼、奇禽怪兽，皆能勾勒入微，各尽其妙；即描述正邪斗法，紧张欲裂，亦活绘跃动之景；以致彩笔纷披，点染烟云，如火如荼，巨力万钧！以言后者，则因《蜀山》出场人物太多（约计千名左右），不遑交代；而还珠又挖空心思，不知剪裁，总想“一口吸尽西江水”！是故，书中除神驼乙休、穷神凌浑、嵩山二老、仙都二女、峨眉七矮、绿袍老祖、天痴上人、尸毗老人及鸠盘婆等角色之刻划堪称成功之外，其它次要人物多半面目模糊，乏善可陈；加以故事层出不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致有繁花乱阵之讥。但《蜀山》融通儒、释、道三家思想精义而予以高度哲理化、艺术化发挥之卓越成就，迄今仍独步天下，无人能及；并不因作品内部结构问题而减损它在中国武侠小说史上的大宗师地位。（按：另详拙作〈论还珠楼主之小说奇观与生命哲学〉一文。）
总之，《蜀山》为还珠开山扛鼎之作，其后绝大多数作品皆由此衍生而出，于焉形成“蜀山系谱”：
·本传──《蜀山剑侠传》正、后传及《峨眉七矮》。
·前传──《长眉真人传》、《柳湖侠隐》、《大漠英雄》及《北海屠龙记》。
·别传──《青城十九侠》、《武当七女》及《武当异人传》。
·新传──《蜀山剑侠新传》、《边塞英雄谱》及《冷魂峪》（即《天山飞侠》）。
·外续传──《云海争奇记》、《兵书峡》、《龙山四友》、《蛮荒侠隐》、《青门十四侠》、《大侠狄龙子》、《女侠夜明珠》、《皋兰异人传》、《侠丐木尊者》、《虎爪山王》、《独手丐》、《铁笛子》、《黑孩儿》、《白骷髅》及《翼人影无双》等。
以上粗略估算，即有二十七种还珠小说可列入“蜀山系谱”。其中凡属本、前、别、新传者，皆为“奇幻仙侠”作品；而属外续传者，则多以武侠为主、剑仙为次（点缀），甚至是全然不带仙气的纯武侠技击小说。这两者性质、内容之区别，端以《蜀山》书中一再预告的故事大结局──“五百年群仙劫运”或曰“道家四九天劫”所必然导致的正邪大决战──“峨眉三次斗剑”为分野。
但出奇的是，《蜀山》前后写了几近二十年，仍未进行到“峨眉三次斗剑”；而内容分明属于“蜀山──青城遗事”的《云海争奇记》却早已在一九三七年的《新北京报》连载发表。显然还珠本人成竹在胸，计划右手写出世武侠（以《蜀山》、《青城》本事为主的系列作品），左手写入世武侠（以《蜀山》、《青城》遗事为主的系列作品），二者并行不悖，向自我乃至“天下武林”挑战！然此一野心未免太大。不但《蜀山》、《青城》越拖越长，欲罢不能，均拉扯成数百万言之空前钜制；即《云海争奇记》、《兵书峡》（云海后传）亦分别超过百万言以上。由此可知，其生平代表作《蜀山》、《青城》之所以未能写完，当与备多力分、节外生枝有关。
惟不可否认，还珠楼主的“太极剑圈”浩瀚无涯，影响波深浪阔；五十年代以后的武侠作家，几乎无一能脱出其“万有引力”之外，咸由“武侠百科全书”──《蜀山》取经偷招。甚至连小说人物名号亦多借用还珠“原装货”，例如：
──梁羽生《龙虎斗京华》中的心如神尼，《江湖三女侠》中的毒龙尊者，《冰川天女传》中的“血神子”；
──卧龙生《飞燕惊龙》中的“白发龙女崔五姑”，《金剑雕翎》中的“长眉真人；
──司马翎《剑气千幻录》中的“白眉和尚”、“尊胜禅师”，《剑神传》中的“猿长老”与“天残、地缺二老怪”；
──伴霞楼主《金剑龙媒》中的“神尼优昙”，《青灯白虹》中的“忍大师”、“枯竹老人”；
──古龙《大旗英雄传》中的“九子鬼母”，《铁血传奇》中的“水母”等；
──东方玉《同心剑》中的“鸠盘婆”等等，不一而足。
至于套自《蜀山》中的真经、秘籍、神掌、玄功、灵药、异兽、奇禽、怪蛇以及凌空虚渡、千里传音、阵法妙用等等，更不胜枚举。其影响力之大，于此可见一斑。
“社会反讽派”──白羽《钱镖》系列
白羽本名宫竹心（一八九九～一九六六年），山东省东阿县人；生于天津，长于北京。少年时期即向报刊投稿，立志做一个新文艺家；曾获鲁迅鼓励，发表西洋文学译作多篇。惟因家败辍学，半生潦倒，为养家活口而昼夜奔忙；做过邮务员、税务员、校对、编辑、记者、教师、书记以及风尘小吏。这些血泪交迸的惨痛经历，在他的自传《话柄》一书中，都曾留下“不堪回首”的烙印。
一九三八年初，宫氏得好友郑证因之助，以“白羽”为笔名，于天津“庸报”上发表长篇连载武侠小说《十二金钱镖》，一举成名。此书分为十七卷，总八十一章，都一百五十万言。故事情节却很简单，主要是叙述“飞豹子”袁振武挟怨劫镖，而与“十二金钱”俞剑平大捉迷藏、比武较技的经过，中间再穿插了“玉幡杆”杨华与柳研青、李映霞的一段三角恋爱，如是而已。
以一般武侠说部所要求的曲折离奇内容来衡量《十二金钱镖》，恐怕很难令人满意；但此书居然成为当时最畅销的小说之一，其故安在？原来，这全靠白羽洞悉人情世故，能充分运用语言文字的高妙艺术为社会百态写真，方克臻此。
的确，在武侠小说家中像白羽这样兼具中外文学素养的作者极为罕见。他的文笔幽默冷隽，有血有肉，饱富生命力；特别是“通过个人奋斗历程中遇到的各种挫折，揭露旧社会人际间的尔虞我诈”，写来笑中带泪，越发显得真实而近人情。因此，《十二金钱镖》的故事虽然单薄，白羽却能化腐朽为神奇，于平淡处见功力；峰回路转，依然虎虎有生气。而其笔下的人物性格鲜明，对白传神，尤为此书成功之主因。如写俞剑平的老辣精明、袁振武的睥睨作态、“黑沙掌”陆锦镖的玩世不恭、“九股烟”乔茂的小人得志以及欢喜冤家杨华、柳研青的斗口斗气等等，皆跃然纸上，呼之欲出！
此外，白羽又有《武林争雄记》，为“钱镖二部作”（实系前传）；《血涤寒光剑》，为“钱镖三部作”；与《偷拳》、《联镖记》、《摩云手》、《大泽龙蛇传》等名著，均广获好评。但在可考的白羽武侠书目二十四种中，冒名之伪作亦不少；这是因为白羽“伤心人别有怀抱”，任由书商找人代笔的结果。
据白羽《话柄》自序说：“一个人所已做或正在做的事，未必就是他愿意做的事，这就是环境。环境与饭碗联合起来，逼迫我写了些无聊文字（按指武侠小说），而这些无聊文字竟能出版，竟有了畅销，这是今日华北文坛的耻辱！我……可不负责。”而其老友叶冷也在《白羽及其书》中透露：“白羽讨厌卖文，卖钱的文章毁灭了他的创作爱好。白羽不穷到极点，不肯写稿。……可是造化弄人，不教他做他愿做的文艺创作，反而逼迫他自掴其面，以传奇的武侠故事出名；这一点，使他引以为辱，又引以为痛。”
职是之故，白羽为了谋生糊口、鬻文办学，只有带着一种自觉的批判精神，用社会反讽的手法来写武侠小说。如《十二金钱镖》描述少年陆嗣清“仗义行侠”连闹笑话；柳研青“比武招亲”却招来了地痞；一尘道人“捉采花贼”反受其害；以及《偷拳》中的杨露蝉为投名师、访绝艺，竟三番两次被江湖无赖欺骗等等，都含有深刻的社会现实意味。正如白羽所说：“我愿意把小说中的人物还他一个真面目，也跟我们平常人一样；好人也许做坏事，坏人也许做好事。等之，好人也许遭恶运，坏人也许获善终。你虽然不平，却也没法，现实人生偏是这样！”
虽然白羽并不甘愿做一个“纸上谈兵”的武侠小说家，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无心插柳，却获得意外的成功。对于晚出的武侠作品，盖有三点启示作用：
（一）打破“超人武侠”神话──他取法于大仲马《侠隐记》与塞万提斯《魔侠传》（唐·吉诃德），将既往说部中超凡入圣的奇侠一概还原为“人”；进而运用艺术手腕，反讽社会现实，刻划众生百态。于焉提升了武侠小说的思想层次与文学价值，令人回味无穷。
（二）开创“武打综艺”新风──他参考万籁声《武术汇宗》要旨，掌握技击原理；藉文情跌宕的笔触，配合故事发展，营造战前气氛，以构思不落俗套的打斗场面。由是乃开创虚实相生、奇正相间的“武打综艺”新风。不但同辈名家郑证因受其“武艺文学化”的启发，而更上层楼，大放异彩；即五十年代武侠作家亦无不群相模仿，蔚为时尚。
（三）首张“武林”之目──在白羽之前，武侠说部只有“江湖”、“绿林”称谓而无“武林”一词。自白羽作品问世，始有“武林”说法；其涵义远较“绿林”为广，兼及江湖上黑、白两道练家子。从此“武林”云云遂约定成俗，在武侠小说中拳打脚踢，沿用至今。
“帮会技击派”──郑证因《鹰爪王》
郑证因（1900-1960）， 天津人氏，本名郑汝霈；
或谓精通武技，并深谙帮会规矩、江湖门道。早年一度教过私塾，后为生活所逼，遂专事武侠创作；一生成书多达八十八部，但泰半为中篇小说，长篇钜制殊不多见。
在1938年以前，郑氏初写技击，直来直往，力求平实，故不为世人所重。及见白羽《十二金钱镖》（郑曾助其设计第二章的武打场面，详《话柄》），竟扬长避短，而能以“武艺文学化”的写意笔法引人入胜，乃有所悟。除请白羽为之校订《武林侠踪》外，并师其故智，为文演武；笔锋几经淬炼，始崭露头角，自成一家。
1941年初，郑证因代表作《鹰爪王》于天津《３６９画报》开始连载；以淮阳派大侠王道隆（即鹰爪王）与绿林结怨、率领侠义道英雄前往十二连环坞拜山为经，以凤尾帮秘密活动、扩张江湖势力为纬；故事曲折，布局严谨，波澜起伏，扣人心弦。其笔力之雄浑恣肆，使全书通体呈现出一种阳刚气魄；而所叙帮会组织七实三虚，骇人听闻，尤在姚民哀之上；加以描写武功技击精到细致，历历如绘，衍创奇门兵器又层出不穷，别开生面……如是种种，乃获得广大读者的高度评价与认可，终于奠定了郑证因“帮会技击派”的宗师地位。
《鹰爪王》正续集共一○三回，都两百余万言；篇幅之大，仅次于还珠楼主的《蜀山》与《青城》。不特此也，在该书正续集之间，复有《天南逸叟》、《离魂子母圈》、《黑凤凰》、《女屠户》及《回头崖》等五部故事相连的作品，用以搭桥过渡。另外，与《鹰爪王》小说人物有关的旁支作品又有《万山王》、《子母金梭》、《五凤朝阳刀》等书。堪称卷帙浩繁，洋洋大观！
持平而论，《鹰爪王》故事结构完整、肌理绵密，在四十年代“超长篇”武侠说部中，洵为难得一见的佳构。而其系列作品所建立的风格、典型，在相当程度上亦决定了此后武侠创作的发展方向与题材内容。大要有三：
（一）武功、兵器多样化──郑氏广泛运用万籁声《武术汇宗》一书中的若干素材，予以浪漫而有机的捏合，乃衍创出各种真真假假的神功秘艺、奇门兵器；透过这些必要媒介的广泛运用，遂使武侠小说的趣味性及可读性大为提高。
（二）“纸上江湖”虚实并用──郑氏因系行家，故凡写江湖规矩、门槛、切口以至帮会内部组织、戒律，皆有所本；据此推演发挥，虚实莫测，乃强化了武侠小说中“江湖人”的生命内容，使之多采多姿，更具动感与盍γ?
（三）树立武林怪杰样板──郑氏由《蜀山》人物取材，加以巧妙变化，乃塑造出“活报应”上官云彤、“铁笛丐侠”崔平、“燕赵双侠”蓝氏二矮等武林怪杰的鲜活形相。由于这些小说人物性格突出，游戏风尘，各负绝世武功而以独门兵器出奇制胜，因此悉为后起武侠作家群相仿效，构成武侠小说中不可或缺的甘草。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各派武侠名家多少均受到“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感染，唯有郑证因独树一帜，不为所动。其笔下所创造的人物绝大多数都是质朴少文的江湖豪客、武林怪杰；非但书生、才子罕见，即女人亦罕见。如《鹰爪王》出场角色近百，却仅有“女屠户”陆七娘等寥寥三数人点缀其中而已。
正惟郑派作品一味表现“阳盛阴衰”之粗犷特色，故紧张刺激有余，却乏柔情滋润，难免显得枯燥与单调；而同时崛起的王度庐，恰恰在写情方面独擅胜场，勾勒出人性冲突、心理挣扎、爱恨交织种种复杂情境。由是“武侠”始得以摆脱外在武功技击的束缚，而潜入英雄儿女的灵魂深处活动，进一步完善了武侠小说的形态与内涵。
“悲剧侠情派”──王度庐《鹤惊昆仑》系列
王度庐本名王葆祥（一九○九～一九七七年），北京旗人家庭出身；仅受过初中教育，全凭自学成材。王氏很早即踏入社会，倍尝人世艰辛；曾任教员、小报编辑以及摊贩公会文书等清苦工作，对于人情冷暖，有切肤之痛。由是形成其悲剧性格，假笔端以寄慨，亦濡满泪水，动人心魂。
抗日战前，王氏以“霄羽”为笔名写侦探小说，初未引起注意。一九三八年冬，应邀在《青岛新民报》发表武侠连载小说《宝剑金钗记》，始获肯定，佳评如潮。
王度庐直承清代文康《儿女英雄传》以迄民初李定夷等“哀情武侠”之余绪，讲究小说结构、布局伏笔、人物刻划；而用近乎白描的“新文艺”手法来写侠义英雄与红粉佳人之间种种可歌可泣、生死两难的悲怆故事，并适时穿插若干类似京剧丑角的逗乐场面，足以令人笑中带泪，荡气回肠！
正由于王氏写义慷慨侠烈、写情缠绵悱恻，而其绝大多数武侠作品均以悲剧收场，乃独创“悲剧侠情”一派，得享盛名。在其一生所撰二十种武侠小说中，特以《鹤惊昆仑》、《宝剑金钗》、《剑气珠光》、《卧虎藏龙》、《铁骑银瓶》五部曲最具代表性；且流传广远，感人至深。
《鹤～铁》系列作品是叙述老少三代四组英雄儿女的悲欢离合故事；分开来看，各成独立单元；合观则首尾呼应，浑成一体，在在有脉络可寻。其中，除《剑气珠光》文情芜杂，殊不足取以外，其它四部均已臻“悲剧侠情”之极致。例如：
·《鹤惊昆仑》写江小鹤与鲍阿鸾之间的爱恨情仇无法化解，是由于二者“命运的悲剧”所造成，致有阿鸾殉情之死。
·《宝剑金钗》写李慕白与俞秀莲、谢翠纤之间的三角恋爱不能如愿，是由于慕白“性格的悲剧”所造成；致令翠纤引刃自戕以明志，而秀莲终身亦无所寄托。
·《卧虎藏龙》写罗小虎与玉娇龙之间的苦情难以言宣，是由于外在形格势禁的社会环境与内在牢不可破的门第观念所造成；至龙、虎缱绻一宵即绝裾分手，永不再见！
·《铁骑银瓶》以玉娇龙途中产子（韩铁芳）、被人掉包（春雪瓶）为引，表面明写韩、春“小俩口”有情人终成眷属，实则暗写罗、玉“老俩口”因种种阴错阳差而未能共偕白首，更无法与爱子相认的悠悠长恨！
深一层来看《鹤～铁》系列作品，更可以发现：中国自有武侠小说以来，对于“侠义”生命的诠释及其思想冲突的刻划，殆无人能及王度庐那样宛约细致、元气淋漓。尤其是《宝剑金钗》与《铁骑银瓶》二书，写尽侠义行为的千姿百态；而在血泪交迸中焕发人性光辉，或生或死，皆具有永恒的文学价值。
《鹤～铁》系列作品共有一○九回，约二百七十万言，于一九三八年至四二年间陆续在《青岛新民报》连载。正因如此，作者易为读者好恶所左右，故《鹤惊昆仑》与《铁骑银瓶》故事“余波”都拖得太长，难免画蛇添足之讥；而《剑气珠光》无的放矢，更有“多余”之憾。
但我们不能不承认：王度庐的“悲剧侠情”之作，宛若回气舞柳，摇曳生姿，的确开创了武侠小说的新境界。虽然他笔下的“江湖”朴实无华，“武艺”十分寻常，但人物鲜活，亲切自然──毕竟武侠不是铁打的英雄，他们也有血有泪、有爱有恨！是故，王度庐娓娓细诉社会的不平，洗涤着江湖儿女生命的幽情；于哀感顽艳、剑胆琴心中，迸发义烈侠气，卒能将悲剧文学之美表露无遗，而教天下有情人同声一哭，低回不已。
流风所及，“侠骨柔情”乃逐渐取得武侠小说的灵魂地位，主导整个武侠创作发展趋势，并成为其中最扣人心弦的一环。至于神奇武功、帮会秘辛虽亦不可或缺，却必以“侠情”为依归，始相得益彰，引人入胜。由此可见，王度庐“笔锋常带感情”，对于后起武侠作家实有深远影响，功不唐捐！
“奇情推理派”──朱贞木以及其它
朱贞木本名朱桢元，浙江绍兴人，生卒年不详。廿年代后期曾与还珠楼主共事于天津电话局；因见还珠以《蜀山剑侠传》成名，乃仿其笔调撰《铁板铜琶录》及《飞天神龙》、《炼魂谷》、《艳魔岛》三部曲，初未引起注意。嗣后别辟蹊径，穿插历史人物写成《虎啸龙吟》、《千手观音》、《七杀碑》等书；复以苗疆边荒之风土人情为素材，撰《蛮窟风云》（原名《边塞风云》）、《罗刹夫人》姊妹作。文笔隽妙而饶奇气，故事布局诡秘，尤以推理见长，乃自成一家。
诚然，朱氏小说声口极佳；其叙事风格兼有还珠楼主之奇幻与顾明道之纤巧，写情更有独到之处；但冗长之“独白说书”却犯了小说大忌，而犹沾沾自喜其“挖云补月法”，实不足为训。惟朱氏诸作另有几个特点，对于五十年代以降港、台所谓“新派”武侠小说颇有启迪作用，影响极大：
（一）打破传统章回体对仗式回目──朱氏首创以文白夹杂的短句、成语或专有名词分章，不拘一格；加以喜用现代新语词（如“观念”、“意识”、“环境”、“计划草案”等等）行文叙事，因有“新派武侠之祖”美称。
（二）掀起武侠世界“一夫多妻制”情海波涛──朱氏上承清初夏敬渠《野叟曝言》之“多元爱情观”（以男主角文素臣为中心）余烈，建立“众女倒追男”、“一床数好”模式。卒使后起武侠作家人人学步，几无例外者；其中尤以金庸之《鹿鼎记》为最。
（三）神化武功并为“成人童话”定型──朱氏是最早向还珠楼主“取经”而将其种种奇妙素材移植到俗世武侠之第一人；较白羽、郑证因描写“武打综艺”之笔法、意构更为浪漫化、神奇化。凡此，悉为港、台武侠作家所宗；直到一九七○年古龙建立并完成“新派武侠”大业（详后），始花开别枝，脱胎换骨。此前则概为朱派“成人童话”所制约、主宰，殆为定论。
一言以蔽之，从一九三○年代初还珠楼主挟其魔幻之笔“横扫武林”起，二十年间，唯有白羽、郑证因、王度庐、朱贞木诸巨子能各树一帜，分庭抗礼。由于“北派五大家”相继以《蜀山》系列、《钱镖》系列、《鹰爪王》系列、《鹤～铁》系列、《蛮窟》系列等经典之作，建立不同的流派风格，故广获社会大众肯定，盛誉历久不衰。纵然有若干卫道之士口诛笔伐，斥为“有毒”，亦无法改变此一既存事实。相形之下，其它名家如张杰鑫、常杰淼身后始整理出版的《三侠剑》、《雍正剑侠图》等书，固曾流行一时，但因内容陈腐，了无新意，很快即湮没不彰，为侠义公案小说划下了休止符。
│渐渐懂了.． ┍ .│甚么值嘚;`甚么该放弃. “..寻找..简单dê快乐 ..不想..为了谁.改变自己..
另在“北派五大家”之外，徐春羽、望素楼主等亦以武侠小说驰名。
·徐春羽（一九○五──？），北京人，通医术，曾以中医开业应诊；四十年代初创办〈天津新小报〉，撰有《碧血鸳鸯》、《琥珀连环》、《宝马神枪》、《屠沽英雄》及《铁观音》、《风虎云龙志》等武侠小说。徐氏作品“说书”味道甚浓，善用京白行文；描写小人物声口，颇为传神。尝一度与还珠、白羽齐名；惟以笔墨平实，未建立独特小说风格，致不为世所重，渐趋没落。
·望素楼主生平不详，出道较晚，约当抗战胜利前后。曾以《胜字旗》与朱贞木《七杀碑》分庭抗礼，其才华横溢可想而知。惜遭逢时代钜变，终究未能一展所长；仅有《胜字旗》与《夜劫孤鸾》二书传世。
迨及一九四九年中共统治大陆以后，海峡两岸政权均分别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查禁一切武侠小说──打入黑、黄或反动读物之列。似乎一场空前的“武林浩劫”是势不可免的了！际此危疑震憾之秋，幸而在香港尚存“武林一脉”，值得一述。
“广派”与邓羽公《黄飞鸿正传》
所谓“广派”武侠小说是指杂以“广府语”（即粤语方言）行文而言。这类作品最喜写“南少林”──福建蒲田少林寺──再传弟子洪熙官、方世玉、胡惠干及三德和尚等游侠广东的轶闻轶事。其创作内容则渊源于邓羽公之前导作品如《少林英雄血战记》；尤以《黄飞鸿正传》影响深广，被改编拍摄成电影、电视片集不计其数。
·邓羽公是广东佛山人，生卒年不详，有广东报坛“怪杰”之称。早年曾创办〈羽公报〉、〈广州民报〉；抗战后期移居香港，再办〈石山报〉、〈公平报〉。其笔名颇多，如“佛山人”、“凌霄阁主”、“天涯浪客”及“邓九公”等；而以“忠义乡人”最为著名。从一九三一年起，邓氏即据清末小说《圣朝鼎盛万年青》中人物故事，为“南少林”平反冤情；陆续撰写《至善三游南越记》、《少林英雄血战记》及《黄飞鸿正传》等书，成为香港武侠小说界开山祖师。
邓氏所用文体为浅近文言，未杂“广府语”；受其影响者有朱愚斋（斋公）、王香琴、许凯如（念佛山人）、杨大名（崆峒）等人。其中朱愚斋曾从岭南著名武师林世荣学艺，为黄飞鸿嫡传徒孙；所撰《黄飞鸿别传》乃继邓羽公《黄飞鸿正传》后之新作，颇为信实，非一般道听途说者可比。
真正的“广派”武侠小说始于高小峰（本名戴昭宇）。他袭用了邓羽公“忠义乡人”笔名，于一九三八年首次将粤语方言掺入《黄飞鸿》一书，状其声色，藉以吸引粤籍读者。流风所及，遂有陈劲（我是山人）、陈光（萃文楼主）等，亦相继杂以粤语写“半文言”武侠小说，于焉形成所谓“广派”风格。而其故事题材则多依循邓羽公所建立的“南少林”体系，加以渲染。一九五○年代初，黄健（大圈地胆）闻风而起，改用白言文加粤语方言写“广派”武侠小说；惟以画地自限，一般评价不高。旋为所谓“新派”武侠小说取代，港、台名家辈出，各领风骚数十年。
六、“新派”武侠之昌盛及没落
武侠小说之所以有新、旧两大派的说法，大抵是由新、旧文学之分而来。故范烟桥着《民国旧派小说史略》特加点明：“旧派”主要是指章回体小说。然而此一界定对于武侠小说而言，并无太大意义；因为凡是长篇武侠小说必分章回，无论其为对偶、孤句或是长短不一的回目，皆不例外。
那么所谓“新派”武侠小说究竟何所指？笔者认为理应以作品的内容所表达的新思想、新观念及新文学技巧而定，且缺一不可。就此来看五十年代以后号称“新派武侠小说创始人”的梁羽生作品，实在“新”得有限而不能成“派”。其所以获此不虞之誉，盖因当时香港传播界竭力宣传鼓吹，以有别于大陆全面禁止的“旧派”武侠小说或香港本地泛滥成灾的“广派”武侠小说而言。
惟不可否认，自梁羽生、金庸先后崛起香江，武侠小说即在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香港方面，除梁、金二子外，另有蹄风、金锋、张梦还、牟松庭、江一明、避秦楼主、风雨楼主、高峰、石冲等；而台湾方面则声势浩大，计有郎红浣、成铁吾、海上击筑生、伴霞楼主、卧龙生、司马翎（即吴楼居士）、诸葛青云、孙玉鑫、龙井天、墨余生、天风楼主、醉仙楼主、独抱楼主、蛊上九、古龙、陆鱼、上官鼎、东方玉、曹若冰、南湘野叟、武陵樵子、慕容美、萧逸、古如风、向梦葵、陈青云、柳残阳、司马紫烟、秦红、独孤红、温瑞安等等（以上大略按其出道先后排序）；云蒸霞蔚，极一时之盛。但其中具有代表性与影响力的武侠作家并不多，今择要评介于次：
“名士派”武侠先驱──梁羽生
梁羽生本名陈文统，一九二五年生，广西蒙山人。岭南大学经济系毕业，曾任《新晚报》副刊编辑，文史造诣颇深。一九五四年陈氏以“梁羽生”为笔名，初于《新晚报》发表中篇武侠连载小说《龙虎斗京华》；其所用楔子、回目、笔法无一不“旧”，甚至部分故事情节、人物亦明显套自白羽《十二金钱镖》。继写《草莽龙蛇传》，亦复如是。然与当时流行的“广派”武侠小说相较，却令人有一新耳目之感──这大概是标榜“新派”唯一能成立的理由。
梁羽生对此并不讳言，自承：“白羽的小说写民初各阶层人物，因为作者本人入世极深，写来细腻，最合懂得人情世故的人看。可是我受生活经历的限制，气质又完全不同；要走‘正统’道路吗？肯定不成功。于是只好自己摸索，走一条浪漫主义的路了。”因有《七剑下天山》之作。
《七剑下天山》据说是梁羽生取材于英国女作家伏尼契《牛虻》中的部分情节，而写天山派凌未风、易兰珠等男女弟子闯荡江湖、可歌可泣的传奇故事。全书共三十回，都四十余万言；由于其楔子所提到的少侠杨云骢出场便死，疑云重重，乃另作《塞外奇侠传》交代，是为前传；而书中又提及武当大侠卓一航与玉罗刹之间的情孽纠缠，曲折离奇，不遑细述，遂再作《白发魔女传》以补述前情。于焉这三部小说形成系列作品，而《七剑下天山》（一九五五年）则迈开了梁羽生《浪漫武侠》的第一步。
严格说来，《七剑下天山》受到“北派五大家”的影响很深，无论是演武、写情或江湖切口、独门暗器，在在有脉络可寻，甚至还生吞活剥地大段抄袭白羽《十二金钱镖》。但梁羽生随机生发、借力打力，亦有不同前人之处；并由此建立其小说创作基型，兼具三大特色：
一、开名士派武侠新风──从其处女作《龙虎斗京华》起，每书卷首例置一阙词以寄慨；至《七剑下天山》则进而以名士派、才子（女）型人物为书中主角。从此梁羽生小说即专写文武全才的英雄儿女，无不爱好诗词歌赋（有时未免浮滥）；卒使书剑交融成一片，成为其作品最大特色。
二、结合历史与武侠而发思古之幽情──梁羽生首先掌握小说的基本时代背景，再配合故事情节发展而将历史上确实存在的人物一一穿插其间，或予以伐毛洗髓、脱胎换骨。如《七剑下天山》写顺治、康熙、多铎、纳兰容若、傅青主、冒浣莲（伪托冒辟疆之女）等等。其事虽非“历史之真”，但经过文学处理后，却得“艺术之真”。从此梁羽生小说即与“历史武侠”结下了不解之缘；上起隋唐，下迄明清，形成其作品第二特色。
三、一贯以“天山派”武学为主流──过去还珠楼主曾撰有《天山飞侠》一书，但高处不胜寒，未曾创立“天山派”。而自梁羽生《七剑下天山》起，如《塞外奇侠传》、《江湖三女侠》、《冰魄寒光剑》、《冰川天女传》、《云海玉弓缘》、《冰河洗剑录》等系列作品，无不以“天山派”武学为正宗、主流而贯穿全书。这种独沽一味的写法，实为武侠小说所仅见，由是形成其作品第三特色。
虽然如此，但《七剑下天山》仍不足以称“新派”，只能说是开创了“名士派”或“诗情画意派”武侠小说；因为作者所用的文字、笔法、章回、素材以及思想、观念──从形式到内容都是“传统式”的；与旧中国“北派五大家”血脉相通，没有太大区别。相形之下，《塞外奇侠传》取材于蒙古民歌中女英雄飞红巾的传说，以作者自制的哈萨克民歌开场；仿朱贞木文白夹杂、不规则之小说回目，运用新文艺笔调写杨云骢、飞红巾、纳兰明慧的三角恋爱故事，反而不落俗套，清新可喜。
梁羽生一共创作了三十六部武侠小说，自认《萍踪侠影录》、《女帝奇英传》及《云海玉弓缘》三书是平生代表作。
·《萍踪侠影录》以明朝“土木堡之变”为时代背景，写忠臣于谦孤军抵抗蒙古的悲剧；并穿插张士诚后裔张丹枫与宦门侠女云蕾之间的爱恨冲突。全书气势浩瀚，布局奇巧；特别是成功地塑造了名士派大侠张丹枫这个角色，“藉由张丹枫个人侠士性格的自然发展，而彻底扭转了一家一姓争夺帝位的观念”。作者将张丹枫这种面临民族大义与累世深仇“非此即彼”的心理挣扎，刻划得淋漓尽致；终而使其生命情操升华、净化，完善了“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典型。
·《女帝奇英传》以唐代武后（则天）临朝为时代背景，写宗室李逸为兴复唐室，落拓江湖，广交天下豪杰，而与才女上官婉儿、英雌武玄霜所交织的爱怨情仇故事。作者曲曲描述上官婉儿对武后由恨生敬、内掌诏命的过程；大胆为历史翻案，肯定武则天的施政“有益于国家百姓”，在传统观念上又是一项突破！而写李逸置身宫廷斗争、异族入侵的交相凌逼中，何去何从？亦超越了前人的格局与成就。此书以轻快的比剑对白开场，而以李逸功成身死收场，益发动人心魂。
·《云海玉弓缘》以放荡不羁、亦正亦邪的金世遗为主角，描写他周旋在侠女谷之华与“魔女”厉胜男之间的爱情大悲剧。本书故事跌宕起伏，扣人心弦；惟最成功之处却是作者运用近代心理学的手法，来刻划金世遗那种愤世嫉俗的特殊精神状态，因此在金世遗身上有约翰·克里斯朵夫的影子；而厉胜男不顾一切地追求爱情自由，亦活脱是卡门的化身。金世遗一心痴想名门正派出身的谷之华，却在“魔女”厉胜男临死前的一刹那才觉悟：原来自己真正深爱的人是厉而不是谷。正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之极限！无疑具有高度文学价值。
总之，梁羽生不论是写张丹枫、李逸、金世遗或其它小说主要人物，都充分体现出中宵看剑楼主所题名句：“亦狂亦侠真名士，能哭能歌迈俗流。”洵可称之为“名士派武侠先驱”而无愧。虽然他“向西天取经”较白羽晚了十七年，但却能自出机杼，更上层楼；以“实则虚之，虚则实之”的历史背景与人物带动武侠小说的巨轮前进，在剑气箫心中洋溢着一片历史感，而将“历史武侠小说”推向另一个高峰。
惟其后梁羽生化名“佟硕之”，撰文自诩对于“新派”武侠小说确有“开山劈石之功”，这未免言过其实。因为武侠小说原本是中国通俗文学流裔之一，从形式到内容都无法离开传统而独立。虽然我们承认梁羽生是后出转精，进一步发展并提高了武侠小说的文学价值，但毕竟其作品中的“传统”仍远多于“创新”；而真正的“新派”则出现在梁羽生写《七剑下天山》十年之后的台湾──于“反传统”、“现代化”中形成──殆非梁羽生始料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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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综艺”武侠之大成者──金庸
金庸本名查良镛，一九二四年生，浙江海宁人。早年曾先后于中央政校、东吴大学研读法律；历任《东南日报》记者、《大公报》编译、《新晚报》编辑以及长城电影公司编剧、导演。一九五九年查氏在香港创办《明报》，获得读者广大欢迎，却是与他写武侠小说驰誉中外分不开的。
一九五五年查良镛以“金庸”为笔名，继梁羽生之后，在《新晚报》发表武侠连载小说《书剑恩仇录》。他巧妙地运用民间流传清帝干隆疑系海宁陈世倌（曾任文渊阁大学士）后人的说法，又杜撰出“红花会”（反清复明组织）总舵主陈家洛，作为干隆的同胞兄弟。于是小说即在这样两极冲突、满汉对立的野史布局下展开；再穿插了陈家洛与霍青桐、香香公主之间的悲欢离合，极尽波谲云诡之能事。
《书剑恩仇录》（新版改名《书剑江山》），共二十回，都六十万言；虽然仅只是金庸的武侠处女作，但文采斐然、对白传神；处理群戏场面，繁而不乱。啼声初试，即一鸣惊人！与梁羽生同时创作的《七剑下天山》比较，二人均善于结合历史传说而虚构人物故事；而金庸运笔不测，尤饶奇趣！其小说声口之佳，直逼白羽，且骎骎然有后来居上之势。
如果说《书剑》是金庸迈向成功的一小步，则越过虚实相映成悲、反讽农民起义的《碧血剑》（一九五六年），挟着史诗般大格局、大气魄的《射雕英雄传》（一九五七年）即一跃而登武侠小说的顶峰，不作第二人想！
《射雕》是南宋末年天下大乱为历史背景，描写长春子丘处机为保全忠良义士遗孤郭靖、杨康（暗嵌“靖康之耻”），而与江南七怪打赌传艺所引发的一连串可歌可泣的故事。作者布局绝妙，以种种阴错阳差，安排郭靖自幼即随母远居大漠，刻苦自励，始终不忘家恨国仇；而杨康则随母进入金国赵王府，认贼作父，安享荣华富贵──这分明是脱胎自元代纪君祥《赵氏孤儿大报仇》的戏剧架构，却更有出奇的变化与发展。而就丘处机与江南七怪的所作所为来看，其一诺千金、不顾死生的精神，恰好构成一幅侠气峥嵘的《八义图》；便知作者寓意所在，用心良苦！
诚然，以通俗文学所要求的可读性与趣味性而言，《射雕》除若干情节未能自圆其说外，无疑具备了一切成功的条件──其故事之曲折离奇、人物之多种多样、武功之出神入化乃至写情之真挚自然，均为同辈作家所不及；即或偶有败笔，亦瑕不掩瑜。在这部罕见的钜着中，金庸将历史、武侠、冒险、传奇、兵法、战阵与中国固有忠孝节义观念共冶于一炉；信笔挥洒，已至随心所欲的地步。全书浩然正气，跃然纸上！民族大义融贯了每一章节。
是故，金庸乃以《射雕》一书而成不世之名，建立了他在当代武侠小说界的权威地位。虽然他自己并不满意这部“开宗立派”之作──七十年代初曾大事修改，增删为今传之四十回新版本，都百余万言，颇失原味──但持平而论，此后他力求自我突破、创新的武侠名著，尽管各有声华惊海宇，然以通俗文学所要表达的生命意义、价值及其整体规模、气象来看，均不逮《射雕》之博大精深。
──《神雕侠侣》写至情至性的“师生恋”与大侠由偏入正的成长过程；
──《连城诀》（原名《素心剑》）写尽人性之丑恶与贪婪之害；
──《倚天屠龙记》写名实之辨与正邪错乱；
──《天龙八部》写芸芸众生“无人不冤，有情皆孽”与民族仇恨所造成的悲剧；
──《笑傲江湖》写权力令人腐化与政治斗争之残酷无情，等等。
这些作品纵或在某一方面超越了《射雕》的文学成就，但因刻意描写人性“极限情境”的种种变态行径，遂不自觉地失去了《射雕》那种“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亲和力；而太多“情理之外”的特例，亦难免流于为变而变，令人匪夷所思；以致显得不真实、不自然。直到《鹿鼎记》（一九六九年）问世，以一个仅识武功皮毛而不学有术的“小杂种”，竟将天下英雄、历史人物玩弄于股掌之上；乃开中国武侠小说前所未有“无剑胜有剑”的新境界。
金庸《鹿鼎记》之“反武侠”与塞万提斯《魔侠传》之“反骑士”最大的不同，在于两者创作动机：塞万提斯因痛愤当时西班牙人沉迷于骑士文学的浪漫故事，遂用反讽现实的手法写“小人物狂想曲”，教吉诃德到处碰壁，梦幻成空！而金庸却是出于“向自我挑战”心理，乃一反武侠传统，打破世俗观念，彻底解放人性；教韦小宝“斗智不斗力”，为了争取生存机会，无所不用其极！其实这正合孙子兵法所谓“上兵伐谋”之道，因而武功在此尽成虚妄；韦小宝机诈百出，到处招摇撞骗，竟无往而不利！
也许有人认为这是“武侠无用论”的明证，实则不然！正由于《鹿鼎记》写韦小宝运气太好、际遇太奇，万事绕不过一个“巧”字；加以又充满笑料，逸趣横生，遂自然而然淡化了反讽现实或反讽武侠的冷隽意味。它所表现的是浪漫文学之极致，“无”为“有”之用，在这部书里得到了最大的发挥。
迄至一九七二年九月《鹿鼎记》在《明报》上连载完毕，金庸宣告“封笔”（实则展开另一波全面修改旧作大工程）为止，他一共创作了十五种长、短篇武侠小说；但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仍无过于《射雕英雄传》。该书博采还珠、白羽、王度庐、朱贞木各家之长，取精用宏，推陈出新，乃造就了金庸“一代武侠宗师”地位。其影响于当世者，大致有以下数端：
（一）《射雕》融合历史、侠情、武功、文艺、趣味于一书，建立了新一代武侠小说的“综艺”风格与典型。
（二）《射雕》统一用四字文句分章回；促使六十年代以后台湾武侠作家群起效尤，蔚为风气。
（三）《射雕》虚构的“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等奇特人物及提法，悉为台、港武侠作家所宗，后更衍演成歌诀式“江湖顺口溜”。
（四）《射雕》在各地版本之多与伪续书之乱，亦令人叹为观止。
总而言之，金庸所建构的“入世武侠”神完气足，刚柔并济；与早年还珠幻设的“出世武侠”前后辉映，亦同臻雄奇壮美之境。特别是金庸灵活运用还珠小说中的奇妙素材，含英咀华，所过皆化；再采取西洋文学技巧及电影手法予以捏合，乃使武侠小说脱胎换骨，焕发新姿，普遍获得世人肯定与重视。凡此绝异成就，当然是跟金庸本身兼具深厚的文史素养与卓荦才华息息相关。正因如此，其同辈及后起武侠作家或以主观条件不足，便难乎为继；泰半只能遵循既往“帮会技击派”的路数，在江湖仇杀中讨生活了。
“清宫派”武侠名家──蹄风及其它
蹄风本名周叔华，上海人，生卒年不详；原为“广派”武侠老作家之一，但地域色彩并不甚浓，曾写过《血战古兜山》、《勇闯十三关》及《海南侠隐记》等短篇武侠小说。在所谓“新派”武侠崛起之际，蹄风亦别走偏锋，以边疆民族传说为题材而撰《猿女孟丽丝》、《天山猿女传》等书，由是声名渐着。
嗣后，从一九五六年起，蹄风陆续推出《游侠英雄传》（即台版《四海英雄传》）、《游侠英雄新传》、《龙虎恩仇记》、《清宫剑影录》及《武林十三剑》等系列作品，紧紧扣住“反清复明”的故事主题；演叙青龙会联合天下剑客、奇人，与江南八侠共同对付“魔王”雍正之始末，以及清宫诸皇子为夺帝位、尔虞我诈之内斗，长达百余万言。由于故事情节曲折离奇，武打紧张热闹，乃轰动一时。蹄风挟此“清宫派武侠”和金庸、梁羽生早期作品互争雄长，几有鼎足而立之势。
《游侠英雄传》显然深受郑证因“帮会技击派”小说影响，故一开场就大谈中国武术源流，兼论内外家功夫之长短；书中对于清初秘密帮会活动情形，缕述甚详。此一系列小说旁参野史、传说，原本格局甚大；惜因作者缺乏新文学技巧，从头到尾都以旧氏说书人的口吻“说书”；故个别情节虽波澜起伏，引人入胜；然整体看来，不无枝蔓杂生之感。其未能获得较高评价，症结在此。
此外，又有金锋、张梦还、牟松庭、高峰等以武侠小说鸣世，亦值得一提。
·金锋本名张本仁，一九二七年生，原籍广东。初以“毛聊生”为笔名，杂抄“北派五大家”作品撰广派武侠小说，成书不计其数，但俱无可观。后改笔名为“金锋”，自出机杼，写下“虎侠擒龙”等十五种长、短篇武侠小说，多半具有历史背景；其中尤以《西域飞龙传》、《天山雷电剑》、《冰原碧血录》、《子母离魂剑》四部曲为代表作。然此一系列穿插清宫秘辛与香妃故事，乃至描写边疆风情等等，或多或少都曾受到金庸、梁羽生及蹄风同类作品之影响，殆无可疑。而作者以“抄书”成名，实为异事。
·张梦还本名张扩强，一九二九年生，原籍四川；系中央军校二十二期炮科毕业，因故留港而以写作为生，曾任《明报》编辑。一九五七年张氏在《武侠小说周报》发表《沉剑飞龙记》，以明初学士方孝儒后人方龙竹复仇故事为经，武林门户之争为纬；文情跌宕有致，状声状物均极见精神。此书分为二十三回，都四十万言，堪称杰作；可惜结尾“还珠化”，令人突兀，未免美中不足。
在香港众多武侠作家中，张梦还的文字功力直追金庸，而与梁羽生在伯仲之间。同时他也是最迷还珠（梦还），并善于提炼《蜀山》奇妙素材之佼佼者。惟其所受影响太深，故继作《青灵八女侠》、《十二女金刚》等书，便明显有《蜀山》峨眉派诸女的影子在内，此亦无可讳言。张氏迄今已结集成书的武侠小说共有十二部，水平殊不一致；然以争夺武学秘籍而导致各大门派对立的写法，则别开生面，领先潮流，当与金庸首创争夺“天下第一”的写法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此后这种“花招”被人一用再用，已流于公式化之滥套矣。
·牟松庭生平不详，文笔古茂洗练，博闻广识，仿佛平江不肖生。一九五七年左右，写下《关西刀客传》、《红花亭豪侠传》、《张文祥刺马》等书。其中尤以《红花亭豪侠传》（台版改名为《洪门英烈传》）之演武叙事、重情尚义、行军布阵、反讽世态，无不精彩纷呈！作者兼有《水浒》与《三国》笔法之长，行文不测，豪气迫人！惜其作品不多，否则成就当在梁羽生之上，而可与金庸比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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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武侠先行者”──郎红浣
台湾最早创作武侠小说的老作家是郎红浣，本名郎铁青，为北京旗人，生平不详。约一九五二年起，他在《大华晚报》陆续连载《古瑟哀弦》、《碧海青天》、《瀛海恩仇录》、《莫愁儿女》、《珠帘银烛》、《剑胆诗魂》等系列武侠作品，写三代英雄儿女的悲欢离合故事。由《古瑟哀弦》之书名即可知作者深受王度庐“悲剧侠情派”小说影响；而其开场笔法之新，却非两年后标榜“新派”的梁羽生所能想象。惟因王派小说描写武打场面太“瘟”，故嗣后此一系列作品乃加入奇门遁甲、神仙术数等趣味性素材，又走回不肖生时代的老路，遂令人有扞格不入之感。
郎红浣小说文字迹近白描，运用京白对话生动传神，尤善于写小儿女情态；惟叙事习于故常，缺乏转折变化，是其所短。复因“在旗”缘故，他的武侠作品均以清初鼎盛时期为背景，而且小说故事相连，前后呼应；对于满族生活习俗，亦甚考究，非向壁虚构者可比。
然而迄至一九五八年郎红浣写完最后两部作品《黑胭脂》与《赫图阿拉英雄传》为止，一直都未获得读者应有的重视。问题症结乃在：郎氏初学王度庐笔法，仅得其形而失其神；而受掺入神怪（包括飞剑）色彩，更不能为社会大众普遍接受。但郎红浣的“失败”历程，对某些有心创作武侠新篇的人来说，却是一面镜子。在一九五七年左右，卧龙生、司马翎、伴霞楼主、诸葛青云相继崛起；他们博采众长，而推出“超技击侠情派”小说，遂广受欢迎。其中尤以卧龙生、司马翎出类拔萃，影响最大。
“超技击侠情派”巨擘──卧龙生
卧龙生本名牛鹤亭，一九三○年生，河南镇庭人。原在军中任职，因故退役，百无聊赖，乃开始撰写武侠小说。一九五七年春，牛氏以“卧龙生”为笔名，于台中《民声日报》发表处女作《风尘侠隐》，即大获好评。此书以少侠罗雁秋复仇故事为经，武当派与雪山派正邪之争为纬；更穿插了奇女子凌雪鸿等“群雌追一男”的多角恋爱，写来缠绵悱恻，荡气回肠。
《风尘侠隐》向还珠《蜀山》借用了神雕、彩鸾、灵芝液、千年续断及各种神奇武功；向郑证因《鹰爪王》借用了帮会组织、技击打法、风尘怪杰及各种独门兵器；向朱贞木《罗刹夫人》借用了若干诡秘布局与情节；再加上王度庐的“侠骨柔情”，一炉共冶，乃使武侠小说益发多彩多姿，扣人心弦。
嗣后，卧龙生继作《惊虹一剑震江湖》，写少侠俞剑英与白燕玲的爱恨情仇故事，亦极哀感动人。但令人遗憾且奇怪的是，这两部名著都未写完，即以“告病”为由而辍笔；后有托名续伪之作，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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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非高小峰）生平亦不详。观其《高原奇侠传》、《蟠龙剑客传》、《五岳豪侠传》诸作，文情不俗，略似蹄风“清宫派”小说。至于香港其它武侠作家如专写女侠传奇的江一明，以及风雨楼主、避秦楼主、石冲等，俱乏善可陈。而所谓“新派”竟出现将古人诗赋意译为白话文者，则其荒唐程度不言而喻，也就无须深论了。
武侠小说在台湾发展之概况
一九四九年大陆赤化之后，武侠小说在台湾的发展，就远比香港的创作环境复杂而曲折。先是国府以《戒严法》的名义将一切“有碍民心士气”的黑、黄小说悉数查禁；其实目标乃针对所谓“附匪文人”的作品──旧派武侠小说自难逃此劫。继则于一九五九年底又以“暴雨项目”全面取缔包括大陆、香港所出版或在台翻版的新、旧武侠小说。其所造成的后遗症大约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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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斩断武侠小说传统脐带，使六十年代以降有志于武侠创作的文艺青年无法全面继承前人“遗产”；只能自行摸索或仅靠一两部老书为模板参考，其成就自然有限。
二、基于政治禁忌，多数武侠作家皆避免以历史兴亡为创作背景；甚至为求省事，干脆将时代背景全抛开，而进入一个“不知今夕何夕”的迷离幻境。于是在此浪漫武侠世界里，若辈专写江湖恩怨、纷争、情仇，并以寻宝（包含武学秘籍）与图谋武林霸业为两大创作主题。
三、由于以上的偏枯发展，致令台湾武侠小说大半陈陈相因，难以突破创新；即或偶有佳作妙构，亦可遇不可求。其中除司马翎外，古龙较为特殊，但他的“新派”作品在独领十年风骚后，却促使武侠小说陷入一个“为新而新，为变而变”的绝境。至于晚近出现的“超新派”或“现代派”武侠小说则不知所云，更毋论矣。
但无论如何，台湾早期武侠名家辈出，作品产生甚富，则为一项既存事实。对于此一“社会现象”，值得分析研究。概括而言，自一九六○年代初以迄一九七○年代中期为止，台湾武侠作家大致可分为四个流派（间有出入）：
（一）“超技击侠情派”──融合过去“北派五大家”特色，转形易胎而作，特强调奇功秘艺与玄妙招式。代表者有卧龙生《飞燕惊龙》、诸葛青云《紫电青霜》、司马翎《剑气千幻录》、伴霞楼主《八荒英雄传》、独抱楼主《璧玉弓》、上官鼎《沉沙谷》、墨余生《琼海腾蛟》、孙玉鑫《侠骨柔肠英雄泪》、曹若冰《玉扇神剑》、萧逸《七禽掌》、萧瑟《碧眼金雕》、东方玉《纵鹤擒龙》、慕容美《风云榜》、云中岳《古剑歼情记》、丁剑霞《神箫剑客传》、柳残阳《玉面修罗》、武陵樵子《水龙吟》、独孤红《雍干飞龙传》、易容《王者之剑》及高庸《天龙卷》等。
（二）“奇幻仙侠派”──以模仿还珠楼主之飞仙剑侠为主。代表者有海上击筑生《南明侠隐》、东方骊珠《瀛海异人传》、天风楼主《雍干异人传》、醉仙楼主《太乙乾坤》、向梦葵《紫龙佩》、蛊上九《河岳风云录》、南湘野叟《玉佩银铃》及徐梦还《灵翠峪》等。（按：此派衰微甚早，部分则转入“超技击侠情派”。）
（三）“鬼派”──书名、内容非鬼即魔，且嗜血嗜杀。代表者有陈青云《血魔劫》、田歌《血河魔灯》等。台湾武侠小说之“滥恶”者流，概属此类。
（四）“新派”──采用现代文艺笔法技巧及新思想观念创作。代表者有陆鱼《少年行》、古如风《海儿旗》、秦红《无双剑》及古龙《浣花洗剑录》等。惟自一九六○年代中期古龙脱颖而出，旋以《铁血传奇》（楚留香故事）、《萧十一郎》、《多情剑客无情剑》等书掀起“新派”武侠狂涛巨浪以后，前述各派即逐渐向“新派”靠拢；多数名家迫于市场压力，乃纷纷改弦易辙，以致文风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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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完全统计，在此一时期台湾武侠作者曾多达三百余人；而以上所列举之各家乃为其中较著名者，结集成书则自数部至数十部不等。此外，以明确的历史朝代为创作背景者极有限，严格说来，仅有郎红浣《古瑟哀弦》系列作品及成铁吾《吕四娘别传》、《年羹尧新传》；至于纯技击派小说，就闻见所及，唯有龙井天《干坤圈》、《九州异人传》两部而已。
质言之，“超技击侠情派”作品在台湾早期所以会一枝独秀，主要是由于三个因素：
其一，社会需求。国府迁台后，人心苦闷；唯限于当时社会经济条件不足，别无其它大众化娱乐可供选择，人们乃普遍以租看武侠小说作为精神寄托。但在大陆旧派武侠小说悉为遭当局查禁的情况下，搜读不易，社会大众遂转而渴望看到新作家的新作品以资替代──若能兼具旧派各家的特色，当可满足不同品味读者的需求。于是“超技击侠情派”小说乃在此一社会背景下产生。
其二，创作取向。早期台湾知名武侠作家绝大多数均为大陆来台人士；彼等自幼即接触“北派五大家”及徐春羽等人作品，熏染既久，乃思自行创作。惟因旧派各大宗师风格迥异，互有长短；亦步亦趋，势所不能。故而只有综合还珠楼主之奇妙素材、白羽之武打综艺、郑证因之帮会技击、王度庐之侠骨柔情、朱贞木之诡异布局，另辟浪漫武侠新天地，始能投时尚之所好。于是先有一二人尝试成功，继而群相跟进，乃逐渐形成“超技击侠情派”新潮流，主导了六○年代前后武侠小说的发展趋势。
其三，出版商鼓励。在六○年代初，台湾武侠出版商为因应市场（特指租书店）需求，纷纷以重金征求新人新稿。如“真善美”、“明祥”、“海光”、“大美”、“南琪”等出版社，均各自培养了一批专属武侠作家；彼等相率投入“超技击侠情派”行列，遂造成百花齐放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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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卧龙生小说构思甚奇，善于运用前人武侠遗产，而以“传统风味”见长。其最大短处则在于学养不足，又缺乏幽默感；是以虽云“通俗趣味”广受欢迎，却似乎少了些什么，不耐久读。至于常为时人诟病的欠缺历史背景，则系台湾早期独特的政治环境使然，固无足深异。
然而继《无名箫》（一九六一年）之后，进入卧龙生中期的《素手劫》即开始偏离“正宗武侠”轨道，而改走“半传统、半新潮”路线。自《天涯侠侣》、《金剑雕翎》、《飘花令》以降，则每下愈况，乏善可陈。凡此，虽与迎合新读者的口味有关；但作者备多力分，且一再倩人代笔，当为“盛极而衰”之主因。迨至七十年代以后，卧龙生屡屡纵容不肖书商出版冒名伪作（至少在廿种以上），就更不堪闻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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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九五八年起，卧龙生所撰《飞燕惊龙》（港版改名《仙鹤神针》）与《铁笛神剑》皆以武学秘籍掀起江湖风波、武林恩怨为主题。《飞燕惊龙》首张“武林九大门派”之目，基本上是套用郑证因《鹰爪王》之布局写法，改“凤尾帮”为“天龙帮”；再以一本假的“归元秘籍”作饵，交叉叙述九大门派（代表正方）彼此之间的明争暗斗，以及天龙帮（代表反方）网罗天下奇人异士而与九大门派的对立冲突。究竟谁能代表“武林正义”？人性的贪婪自私在此表露无遗。
持平而论，卧龙生写《飞燕惊龙》能别出心裁，打破前人窠臼，善于借镜却不生搬硬凑；对传统所谓“正邪殊途”、“非白即黑”的说法，亦加以反讽，不落俗套。虽然全书被一个失败的主角杨梦寰拖累，逊色不少，却也彩笔纷披，允称佳构。相形之下，如《风尘侠隐》那种“正邪分明”的单纯写法，就未免流于皮相──这是卧龙生创作思想及技巧的“大跃进”，并由此建立其台湾“武侠泰斗”地位。
一九六○年《玉钗盟》在《中央日报》连载，堪称卧龙生前期武侠小说中的压卷之作。此书写身负血海冤仇的徐元平夜探少林寺，欲盗《达摩易筋经》；巧遇慧空大师“三日传灯”，并慨赠戮情剑。由此便引出一波波武林人物的贪嗔欲妄以及孤独之墓、南海奇叟、恨天一妪与慧空之间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可谓极尽奇正互变之能事。
无疑，《玉钗盟》是卧龙生最成功的作品，它具有前此诸书一切的长处而无其短；特别是通过五光十色的江湖人物写出“善未意明，理未易察”的吊诡情境，尤足令人称赏。固然，就一部长达百余万言的通俗文学来说，败笔在所难免；但《玉钗盟》以悲剧英雄徐元平的陨灭作结，其热血足以洗尽一切瑕疵。此外，其同期作品《天香飙》写绿林盟主胡柏龄义薄云天，却惨遭黑白两道夹杀的壮烈故事，更为精警有力，动人心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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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艺侠情派”奇才──司马翎
司马翎本名吴思明（一九三三～一九八九年），广东汕头人。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系毕业，曾任《民族晚报》记者、《新生报》编辑。自幼于学无所不窥，涉猎广博，兼及佛、道，并雅好现代文艺；因此在新、旧文学上均有一定的素养。
一九五八年吴氏就读政大二年级时，试作《关洛风云录》，不意一举成名。旋再接再厉，陆续推出《剑气千幻录》、《剑神传》、《白骨令》、《鹤高飞》、《金缕衣》诸作；文笔清新脱俗，间有现代意味；而刻划人物各极其致，尤善于运用推理手法铺陈故事情节。正因其小说内容丰富，兼有“北派五大家”之长；加以谈禅说偈，意境高远，更独得还珠楼主“奇幻玄妙”心法三昧，乃被公认为新一代武坛奇才。
吴氏最早以“吴楼居士”笔名撰《剑神》三部曲──即《关洛风云录》、《剑神传》、《八表雄风》──写大侠石轩中的成长过程，颇能表现出“玄门正宗”的恢宏气象；而书中穿插石轩中与爱侣朱玲之间因师门恩怨所交织的悲欢离合故事，亦极曲折动人。惟以另用“司马翎”笔名撰《剑气千幻录》（港版改名《武林第一剑》），叙述武林四大剑派排名之争，更浩瀚雄奇，驰誉海内外。故此后凡有新作，多署“司马翎”（约廿五部）；并与卧龙生、诸葛青云鼎足而立，有“台湾三剑客”之称。
概括而言，司马翎博学多才，擅长写情写欲、斗智斗力。特别是描写男女在情欲焚身中的心理变化，以及奇正互变、虚实相生的武打艺术，均独步一时。而其早年首创以精神、气势克敌制胜的武学原理，殆已近乎“道”──与金庸、古龙一脉相承的“无剑胜有剑”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妙，甚而犹有过之。同辈名家受其影响、启迪者颇多，如古龙、上官鼎、易容、萧瑟等皆是。
据台湾早期执武侠出版业牛耳的宋今人所说，司马翎作品“最受大学生及留学生欢迎”；“誉之为‘新派领袖’，实当之无愧”。这固然是因司马翎小说内容有深度，兼具知识性与趣味性，方为行家所重；但“新派领袖”云云，却言之过早。缘早期的司马翎是以“旧派”为体，“新派”为用；尚未能妥善结合古典、现代两种语句，使之交融一片；以致新、旧笔法杂陈，令人不免突兀。此由《剑神》系列作品即可概见一斑，毋庸讳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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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逸本名萧敬人，一九三六年生，山东荷泽人。曾就读于国府海军官校，中途辍学；即与其弟萧安人（笔名“古如风”）一齐下海从事武侠创作。一九六○年萧逸同时推出《铁雁霜翎》与《七禽掌》二书，颇获好评；实则其因袭“北派五大家”处颇多，但“抄”得相当技巧；加以作者笔锋常带感情，遂成名著。特别是《铁雁霜翎》写铁守容、李雁红、叶砚霜、纪翎（暗嵌两女两男姓名）之间的阴错阳差、爱恨情仇故事，极为哀感动人。惟因萧逸初期未能摆脱传统说书人故习，时常喜于书中插话，大谈“现代爱情观”；且笔法新旧杂陈，尚有待琢磨。之后，续撰《虎目娥眉》、《金剪铁旗》、《桃李冰霜》、《红线金丸》及《壮士图》、《风尘谱》诸作，则以“新艺侠情”小说鸣世。
奇的是，从一九七二年起，萧逸又仿还珠楼主写下《长啸》、《塞外伏魔》、《昆仑七子》及《火雷破山海》等四部“奇幻仙侠派”作品；但因才学有限，文情俱远逊台湾早期名家海上击筑生的《南明侠隐》一书。及至一九七七年以后，始回头再走“超技击侠情派”之路，注重外在气氛之营造与人性冲突之描写，惟仍保留神化武功特色；如《马鸣风萧萧》、《甘十九妹》、《无忧公主》、《含情看剑》、《饮马流花河》等书皆是。可谓极少数未受古龙“简单化”影响的名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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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就武侠宏观的角度看，司马翎之才、学、识以及自觉或不自觉地由“旧派”向“新派”搭桥过渡，展现“综艺侠情”小说风格，盖与金庸颇为类似。因此他不久即从“超技击侠情派”中脱颖而出，自成一大家数。其前期名著如《剑胆琴魂记》、《帝疆争雄记》及《圣剑飞霜》固以奇情推理取胜，摇曳生姿；而《纤手驭龙》（一九六 四年）更将“斗智斗力”的妙构发挥得淋漓尽致。迨及《剑海鹰扬》（一九六七年）出版，运用艺术手腕将武学、杂学、斗智三者予以高度结合，尤令人惊心动魄，极尽纵横捭阖之能事。至此，司马翎小说艺术已入化境，当可与金庸分庭抗礼，各擅胜场矣。（按：司马翎创作之前、后期系以一九六五年为分水岭。）
可惜司马翎未能持盈保泰；其创作后期虽有《剑海鹰扬》这部超卓钜着为武侠小说大放异彩，但此后即逐渐走下坡──除《人在江湖》（一九七五年）尚多可观者外，其晚年改以“天心月”笔名所撰《强人》系列作品，业已欲振乏力，俱不足道了。
诸葛青云及其它名家之林林总总
诸葛青云本名张建新，一九二九年生，山西解县人。台北行政专校（即中兴大学法商学院前身）毕业，曾任总统府第一局科员。张氏亦为还珠楼主私淑弟子，国学根柢深厚，文笔极佳。一九五八年以“诸葛青云”为笔名，发表处女作《墨剑双英》，即祖述《蜀山》至宝紫青双剑封存遗事，惜未完。旋以《紫电青霜》、《天心七剑荡群魔》姊妹作成名，写武林十三奇正邪之争与少年侠侣葛龙骧、柏青青之情海波涛，跌宕有致；但仍不脱《蜀山》人物、玄功及神禽、怪兽影子，极富奇幻色彩。其前期作品另如《半剑一铃》、《折剑为盟》、《铁剑朱痕》、《剑海情天》、《弹剑江湖》及《一剑光寒十四州》等书，均以“剑”为名；而《豆蔻干戈》、《玉女黄衫》、《霹雳蔷薇》、《劫火红莲》、《姹女双雄》、《霸王裾》乃至《咆哮红颜》、《武林三凤》等书，则又大发“雌威”，于刚健婀娜中摇曳生姿。正惟其爱写文采风流的江湖儿女，满口诗词歌赋，乃建立“才子型”武侠风格──与香港名家梁羽生同好，可谓无独有偶了。
值得注意的是，从一九六一年其名著《夺魂旗》问世，仿金庸《射雕英雄传》之乾坤五绝，也“东、西、南、北、中”一番以后，不但他自己乐此不疲，一再搬用老套，且感染到其它武侠作者也如法炮制。特别是《夺魂旗》开场之尸骨堆山、血腥满地，竟使销路激增；乃予稍后闻风而起、一哄齐上的“鬼派”武侠小说起了恶劣的催化作用，殆非其始料所及。
一言以蔽之，从六十年代后期到八十年代以来的诸葛青云作品，多自我重复而乏创意；始终依循着俊男美女文武兼修、琴棋书画无一不精的老路“流”下去，不知伊于胡底。加以其小说声口又少变化，病在太文；复喜用冗长之叠句形容事物，以炫其才学；是故诸葛虽腹笥渊博，早年即与卧龙生、司马翎齐名，实则缚手缚脚，相形见绌。惟昔年为他代撰《江湖夜雨十年灯》、《血掌龙幡》二书的司马紫烟（本名张祖传）与独孤红（本名李炳坤），日后均以武侠小说鸣世，且笔名亦为诸葛所赠；一时传为“武林佳话”云。
·伴霞楼主本名童昌哲，一九二七年生，四川人氏。曾任台中《成功晚报》副刊编辑；因下班时每近黄昏，故自号“伴霞楼主”。初亦以还珠楼主“奇幻仙侠”为师，写尽宇内八荒奇人异士。文笔轻松流畅，非常俏皮；尤以描写两小无猜与插科打诨最妙，书中总少不了几个装疯卖傻、玩世不恭的老道、和尚、狂生或浑金朴玉的楞小子，极富趣味性。其前期名著如《八荒英雄传》、《紫府迷踪》姊妹作，《神州剑侣》、《剑底情仇》、《青灯白虹》三部曲，皆脍炙人口。另如《罗刹娇娃》、《凤舞鸾翔》、《情天炼狱》、《姹女神弓》、《天帝龙珠》、《断剑残虹》等书，亦斐然可观。笔下演武如石破天惊，出神入化，不可思议；写情则好事多磨，令人回肠荡气。而紧中出闲笔，笑中带泪，尤为他人所不及。
一九六二年以前，伴霞楼主小说成书均尚紧凑，决不拖泥带水；通常保持在八至十二集（每集四万字）左右，在一般名家动辄百万言的长篇武侠之林中，可称“小品”。此后因已名成利就，乃自组奔雷出版社，再撰《玉佛掌》、《独步武林》、《武林遗恨》、《武林至尊》（由慕容慈代笔续完）等书，则文风渐变！或可能是为培养新秀故，志不在此，是以“奔雷”诸作篇幅虽较前为长，却不若以往之精警生动，乃逐渐“淡出武林”。
·慕容美本名王复古（一九三二～一九九二年），江苏无锡人；曾任高雄市税务员。王氏最早以“烟酒上人”笔名撰《英雄泪》，未获重视；一九六一年遂改名“慕容美”陆续写下《黑白道》、《风云榜》、《烛影摇红》、《金笔春秋》及《一剑悬肝胆》、《公侯将相录》等书。其文笔跳脱，不拘一格，尤擅处理对话方式，以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加以运用诗词、介绍名胜古迹得体得当，使情景交融一片；乃大受读者欢迎，一时有“王牌作家”之目。
其早期作品以《风云榜》最佳，充满诗情画意且饱富生命力与人情味；后期之《天杀星》则笔法酷似古龙，但张弛有致，并深具谐趣，则为一般“新派”所不及。或谓其《血堡》颇负盛名，其实这是仿“鬼派”的戏笔之作，无足轻重。另如《祭剑台》、《留春谷》、《金步摇》等书，布局不凡，欲擒故纵，亦多可观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