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情推理派」──朱贞木以及其它
朱贞木本名朱桢元，浙江绍兴人，生卒年不详。廿年代后期曾与还珠楼主共事于天津电话局;因见还珠以《蜀山剑侠传》成名，乃仿其笔调撰《铁板铜琶录》及《飞天神龙》、《炼魂谷》、《艳魔岛》三部曲，初未引起注意。嗣后别辟蹊径，穿插历史人物写成《虎啸龙吟》、《千手观音》、《七杀碑》等书;复以苗疆边荒之风土人情为素材，撰《蛮窟风云》(原名《边塞风云》)、《罗剎夫人》姊妹作。文笔隽妙而饶奇气，故事布局诡秘，尤以推理见长，乃自成一家。
诚然，朱氏小说声口极佳;其叙事风格兼有还珠楼主之奇幻与顾明道之纤巧，写情更有独到之处;但冗长之「独白说书」却犯了小说大忌，而犹沾沾自喜其「挖云补月法」，实不足为训。惟朱氏诸作另有几个特点，对于五十年代以降港、台所谓「新派」武侠小说颇有启迪作用，影响极大：
(一)打破传统章回体对仗式回目──朱氏首创以文白夹杂的短句、成语或专有名词分章，不拘一格;加以喜用现代新语词(如「观念」、「意识」、「环境」、「计画草案」等等)行文叙事，因有「新派武侠之祖」美称。
(二)掀起武侠世界「一夫多妻制」情海波涛──朱氏上承清初夏敬渠《野叟曝言》之「多元爱情观」(以男主角文素臣为中心)余烈，建立「众女倒追男」、「一床数好」模式。卒使后起武侠作家人人学步，几无例外者;其中尤以金庸之《鹿鼎记》为最。
(三)神化武功并为「成人童话」定型──朱氏是最早向还珠楼主「取经」而将其种种奇妙素材移植到俗世武侠之第一人;较白羽、郑证因描写「武打综艺」之笔法、意构更为浪漫化、神奇化。凡此，悉为港、台武侠作家所宗;直到一九七○年古龙建立并完成「新派武侠」大业(详后)，始花开别枝，脱胎换骨。此前则概为朱派「成人童话」所制约、主宰，殆为定论。
一言以蔽之，从一九三○年代初还珠楼主挟其魔幻之笔「横扫武林」起，二十年间，唯有白羽、郑证因、王度庐、朱贞木诸巨子能各树一帜，分庭抗礼。由于「北派五大家」相继以《蜀山》系列、《钱镖》系列、《鹰爪王》系列、《鹤～铁》系列、《蛮窟》系列等经典之作，建立不同的流派风格，故广获社会大众肯定，盛誉历久不衰。纵然有若干卫道之士口诛笔伐，斥为「有毒」，亦无法改变此一既存事实。相形之下，其它名家如张杰鑫、常杰淼身后始整理出版的《三侠剑》、《雍正剑侠图》等书，固曾流行一时，但因内容陈腐，了无新意，很快即湮没不彰，为侠义公案小说划下了休止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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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在「北派五大家」之外，徐春羽、望素楼主等亦以武侠小说驰名。
·徐春羽(一九○五──?)，北京人，通医术，曾以中医开业应诊;四十年代初创办〈天津新小报〉，撰有《碧血鸳鸯》、《琥珀连环》、《宝马神枪》、《屠沽英雄》及《铁观音》、《风虎云龙志》等武侠小说。徐氏作品「说书」味道甚浓，善用京白行文;描写小人物声口，颇为传神。尝一度与还珠、白羽齐名;惟以笔墨平实，未建立独特小说风格，致不为世所重，渐趋没落。
·望素楼主生平不详，出道较晚，约当抗战胜利前后。曾以《胜字旗》与朱贞木《七杀碑》分庭抗礼，其才华横溢可想而知。惜遭逢时代钜变，终究未能一展所长;仅有《胜字旗》与《夜劫孤鸾》二书传世。
迨及一九四九年中共统治大陆以后，海峡两岸政权均分别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查禁一切武侠小说──打入黑、黄或反动读物之列。似乎一场空前的「武林浩劫」是势不可免的了!际此危疑震憾之秋，幸而在香港尚存「武林一脉」，值得一述。
「广派」与邓羽公《黄飞鸿正传》
所谓「广派」武侠小说是指杂以「广府语」(即粤语方言)行文而言。这类作品最喜写「南少林」──福建蒲田少林寺──再传弟子洪熙官、方世玉、胡惠干及三德和尚等游侠广东的轶闻轶事。其创作内容则渊源于邓羽公之前导作品如《少林英雄血战记》;尤以《黄飞鸿正传》影响深广，被改编拍摄成电影、电视片集不计其数。
·邓羽公是广东佛山人，生卒年不详，有广东报坛「怪杰」之称。早年曾创办〈羽公报〉、〈广州民报〉;抗战后期移居香港，再办〈石山报〉、〈公平报〉。其笔名颇多，如「佛山人」、「凌霄阁主」、「天涯浪客」及「邓九公」等;而以「忠义乡人」最为著名。从一九三一年起，邓氏即据清末小说《圣朝鼎盛万年青》中人物故事，为「南少林」平反冤情;陆续撰写《至善三游南越记》、《少林英雄血战记》及《黄飞鸿正传》等书，成为香港武侠小说界开山祖师。
邓氏所用文体为浅近文言，未杂「广府语」;受其影响者有朱愚斋(斋公)、王香琴、许凯如(念佛山人)、杨大名(崆峒)等人。其中朱愚斋曾从岭南著名武师林世荣学艺，为黄飞鸿嫡传徒孙;所撰《黄飞鸿别传》乃继邓羽公《黄飞鸿正传》后之新作，颇为信实，非一般道听途说者可比。
真正的「广派」武侠小说始于高小峰(本名戴昭宇)。他袭用了邓羽公「忠义乡人」笔名，于一九三八年首次将粤语方言掺入《黄飞鸿》一书，状其声色，藉以吸引粤籍读者。流风所及，遂有陈劲(我是山人)、陈光(萃文楼主)等，亦相继杂以粤语写「半文言」武侠小说，于焉形成所谓「广派」风格。而其故事题材则多依循邓羽公所建立的「南少林」体系，加以渲染。一九五○年代初，黄健(大圈地胆)闻风而起，改用白言文加粤语方言写「广派」武侠小说;惟以画地自限，一般评价不高。旋为所谓「新派」武侠小说取代，港、台名家辈出，各领风骚数十年。
六、「新派」武侠之昌盛及没落
武侠小说之所以有新、旧两大派的说法，大抵是由新、旧文学之分而来。故范烟桥着《民国旧派小说史略》特加点明：「旧派」主要是指章回体小说。然而此一界定对于武侠小说而言，并无太大意义;因为凡是长篇武侠小说必分章回，无论其为对偶、孤句或是长短不一的回目，皆不例外。
那么所谓「新派」武侠小说究竟何所指?笔者认为理应以作品的内容所表达的新思想、新观念及新文学技巧而定，且缺一不可。就此来看五十年代以后号称「新派武侠小说创始人」的梁羽生作品，实在「新」得有限而不能成「派」。其所以获此不虞之誉，盖因当时香港传播界竭力宣传鼓吹，以有别于大陆全面禁止的「旧派」武侠小说或香港本地泛滥成灾的「广派」武侠小说而言。
惟不可否认，自梁羽生、金庸先后崛起香江，武侠小说即在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香港方面，除梁、金二子外，另有蹄风、金锋、张梦还、牟松庭、江一明、避秦楼主、风雨楼主、高峰、石冲等;而台湾方面则声势浩大，计有郎红浣、成铁吾、海上击筑生、伴霞楼主、卧龙生、司马翎(即吴楼居士)、诸葛青云、孙玉鑫、龙井天、墨余生、天风楼主、醉仙楼主、独抱楼主、蛊上九、古龙、陆鱼、上官鼎、东方玉、曹若冰、南湘野叟、武陵樵子、慕容美、萧逸、古如风、向梦葵、陈青云、柳残阳、司马紫烟、秦红、独孤红、温瑞安等等(以上大略按其出道先后排序);云蒸霞蔚，极一时之盛。但其中具有代表性与影响力的武侠作家并不多，今择要评介于次：
「名士派」武侠先驱──梁羽生
梁羽生本名陈文统，一九二五年生，广西蒙山人。岭南大学经济系毕业，曾任《新晚报》副刊编辑，文史造诣颇深。一九五四年陈氏以「梁羽生」为笔名，初于《新晚报》发表中篇武侠连载小说《龙虎斗京华》;其所用楔子、回目、笔法无一不「旧」，甚至部分故事情节、人物亦明显套自白羽《十二金钱镖》。继写《草莽龙蛇传》，亦复如是。然与当时流行的「广派」武侠小说相较，却令人有一新耳目之感──这大概是标榜「新派」唯一能成立的理由。
梁羽生对此并不讳言，自承：「白羽的小说写民初各阶层人物，因为作者本人入世极深，写来细腻，最合懂得人情世故的人看。可是我受生活经历的限制，气质又完全不同;要走『正统』道路吗?肯定不成功。于是只好自己摸索，走一条浪漫主义的路了。」因有《七剑下天山》之作。
《七剑下天山》据说是梁羽生取材于英国女作家伏尼契《牛虻》中的部分情节，而写天山派凌未风、易兰珠等男女弟子闯荡江湖、可歌可泣的传奇故事。全书共三十回，都四十余万言;由于其楔子所提到的少侠杨云骢出场便死，疑云重重，乃另作《塞外奇侠传》交代，是为前传;而书中又提及武当大侠卓一航与玉罗剎之间的情孽纠缠，曲折离奇，不遑细述，遂再作《白发魔女传》以补述前情。于焉这三部小说形成系列作品，而《七剑下天山》(一九五五年)则迈开了梁羽生《浪漫武侠》的第一步。
严格说来，《七剑下天山》受到「北派五大家」的影响很深，无论是演武、写情或江湖切口、独门暗器，在在有脉络可寻，甚至还生吞活剥地大段抄袭白羽《十二金钱镖》。但梁羽生随机生发、借力打力，亦有不同前人之处;并由此建立其小说创作基型，兼具三大特色：
一、开名士派武侠新风──从其处女作《龙虎斗京华》起，每书卷首例置一阙词以寄慨;至《七剑下天山》则进而以名士派、才子(女)型人物为书中主角。从此梁羽生小说即专写文武全才的英雄儿女，无不爱好诗词歌赋(有时未免浮滥);卒使书剑交融成一片，成为其作品最大特色。
二、结合历史与武侠而发思古之幽情──梁羽生首先掌握小说的基本时代背景，再配合故事情节发展而将历史上确实存在的人物一一穿插其间，或予以伐毛洗髓、脱胎换骨。如《七剑下天山》写顺治、康熙、多铎、纳兰容若、傅青主、冒浣莲(伪托冒辟疆之女)等等。其事虽非「历史之真」，但经过文学处理后，却得「艺术之真」。从此梁羽生小说即与「历史武侠」结下了不解之缘;上起隋唐，下迄明清，形成其作品第二特色。
三、一贯以「天山派」武学为主流──过去还珠楼主曾撰有《天山飞侠》一书，但高处不胜寒，未曾创立「天山派」。而自梁羽生《七剑下天山》起，如《塞外奇侠传》、《江湖三女侠》、《冰魄寒光剑》、《冰川天女传》、《云海玉弓缘》、《冰河洗剑录》等系列作品，无不以「天山派」武学为正宗、主流而贯穿全书。这种独沽一味的写法，实为武侠小说所仅见，由是形成其作品第三特色。
虽然如此，但《七剑下天山》仍不足以称「新派」，只能说是开创了「名士派」或「诗情画意派」武侠小说;因为作者所用的文字、笔法、章回、素材以及思想、观念──从形式到内容都是「传统式」的;与旧中国「北派五大家」血脉相通，没有太大区别。相形之下，《塞外奇侠传》取材于蒙古民歌中女英雄飞红巾的传说，以作者自制的哈萨克民歌开场;仿朱贞木文白夹杂、不规则之小说回目，运用新文艺笔调写杨云骢、飞红巾、纳兰明慧的三角恋爱故事，反而不落俗套，清新可喜。
梁羽生一共创作了三十六部武侠小说，自认《萍踪侠影录》、《女帝奇英传》及《云海玉弓缘》三书是平生代表作。
·《萍踪侠影录》以明朝「土木堡之变」为时代背景，写忠臣于谦孤军抵抗蒙古的悲剧;并穿插张士诚后裔张丹枫与宦门侠女云蕾之间的爱恨冲突。全书气势浩瀚，布局奇巧;特别是成功地塑造了名士派大侠张丹枫这个角色，「藉由张丹枫个人侠士性格的自然发展，而彻底扭转了一家一姓争夺帝位的观念」。作者将张丹枫这种面临民族大义与累世深仇「非此即彼」的心理挣扎，刻划得淋漓尽致;终而使其生命情操升华、净化，完善了「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典型。
·《女帝奇英传》以唐代武后(则天)临朝为时代背景，写宗室李逸为兴复唐室，落拓江湖，广交天下豪杰，而与才女上官婉儿、英雌武玄霜所交织的爱怨情仇故事。作者曲曲描述上官婉儿对武后由恨生敬、内掌诏命的过程;大胆为历史翻案，肯定武则天的施政「有益于国家百姓」，在传统观念上又是一项突破!而写李逸置身宫廷斗争、异族入侵的交相凌逼中，何去何从?亦超越了前人的格局与成就。此书以轻快的比剑对白开场，而以李逸功成身死收场，益发动人心魂。
·《云海玉弓缘》以放荡不羁、亦正亦邪的金世遗为主角，描写他周旋在侠女谷之华与「魔女」厉胜男之间的爱情大悲剧。本书故事跌宕起伏，扣人心弦;惟最成功之处却是作者运用近代心理学的手法，来刻划金世遗那种愤世嫉俗的特殊精神状态，因此在金世遗身上有约翰·克里斯朵夫的影子;而厉胜男不顾一切地追求爱情自由，亦活脱是卡门的化身。金世遗一心痴想名门正派出身的谷之华，却在「魔女」厉胜男临死前的一剎那才觉悟：原来自己真正深爱的人是厉而不是谷。正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之极限!无疑具有高度文学价值。
总之，梁羽生不论是写张丹枫、李逸、金世遗或其它小说主要人物，都充分体现出中宵看剑楼主所题名句：「亦狂亦侠真名士，能哭能歌迈俗流。」洵可称之为「名士派武侠先驱」而无愧。虽然他「向西天取经」较白羽晚了十七年，但却能自出机杼，更上层楼;以「实则虚之，虚则实之」的历史背景与人物带动武侠小说的巨轮前进，在剑气箫心中洋溢着一片历史感，而将「历史武侠小说」推向另一个高峰。
惟其后梁羽生化名「佟硕之」，撰文自诩对于「新派」武侠小说确有「开山劈石之功」，这未免言过其实。因为武侠小说原本是中国通俗文学流裔之一，从形式到内容都无法离开传统而独立。虽然我们承认梁羽生是后出转精，进一步发展并提高了武侠小说的文学价值，但毕竟其作品中的「传统」仍远多于「创新」;而真正的「新派」则出现在梁羽生写《七剑下天山》十年之后的台湾──于「反传统」、「现代化」中形成──殆非梁羽生始料所及!
集「综艺」武侠之大成者──金庸
金庸本名查良镛，一九二四年生，浙江海宁人。早年曾先后于中央政校、东吴大学研读法律;历任《东南日报》记者、《大公报》编译、《新晚报》编辑以及长城电影公司编剧、导演。一九五九年查氏在香港创办《明报》，获得读者广大欢迎，却是与他写武侠小说驰誉中外分不开的。
一九五五年查良镛以「金庸」为笔名，继梁羽生之后，在《新晚报》发表武侠连载小说《书剑恩仇录》。他巧妙地运用民间流传清帝干隆疑系海宁陈世倌(曾任文渊阁大学士)后人的说法，又杜撰出「红花会」(反清复明组织)总舵主陈家洛，作为干隆的同胞兄弟。于是小说即在这样两极冲突、满汉对立的野史布局下展开;再穿插了陈家洛与霍青桐、香香公主之间的悲欢离合，极尽波谲云诡之能事。
《书剑恩仇录》(新版改名《书剑江山》)，共二十回，都六十万言;虽然仅只是金庸的武侠处女作，但文采斐然、对白传神;处理群戏场面，繁而不乱。啼声初试，即一鸣惊人!与梁羽生同时创作的《七剑下天山》比较，二人均善于结合历史传说而虚构人物故事;而金庸运笔不测，尤饶奇趣!其小说声口之佳，直逼白羽，且骎骎然有后来居上之势。
如果说《书剑》是金庸迈向成功的一小步，则越过虚实相映成悲、反讽农民起义的《碧血剑》(一九五六年)，挟着史诗般大格局、大气魄的《射雕英雄传》(一九五七年)即一跃而登武侠小说的顶峰，不作第二人想!
《射雕》是南宋末年天下大乱为历史背景，描写长春子丘处机为保全忠良义士遗孤郭靖、杨康(暗嵌「靖康之耻」)，而与江南七怪打赌传艺所引发的一连串可歌可泣的故事。作者布局绝妙，以种种阴错阳差，安排郭靖自幼即随母远居大漠，刻苦自励，始终不忘家恨国仇;而杨康则随母进入金国赵王府，认贼作父，安享荣华富贵──这分明是脱胎自元代纪君祥《赵氏孤儿大报仇》的戏剧架构，却更有出奇的变化与发展。而就丘处机与江南七怪的所作所为来看，其一诺千金、不顾死生的精神，恰好构成一幅侠气峥嵘的《八义图》;便知作者寓意所在，用心良苦!
诚然，以通俗文学所要求的可读性与趣味性而言，《射雕》除若干情节未能自圆其说外，无疑具备了一切成功的条件──其故事之曲折离奇、人物之多种多样、武功之出神入化乃至写情之真挚自然，均为同辈作家所不及;即或偶有败笔，亦瑕不掩瑜。在这部罕见的钜着中，金庸将历史、武侠、冒险、传奇、兵法、战阵与中国固有忠孝节义观念共冶于一炉;信笔挥洒，已至随心所欲的地步。全书浩然正气，跃然纸上!民族大义融贯了每一章节。
是故，金庸乃以《射雕》一书而成不世之名，建立了他在当代武侠小说界的权威地位。虽然他自己并不满意这部「开宗立派」之作──七十年代初曾大事修改，增删为今传之四十回新版本，都百余万言，颇失原味──但持平而论，此后他力求自我突破、创新的武侠名著，尽管各有声华惊海宇，然以通俗文学所要表达的生命意义、价值及其整体规模、气象来看，均不逮《射雕》之博大精深。
──《神鵰侠侣》写至情至性的「师生恋」与大侠由偏入正的成长过程;
──《连城诀》(原名《素心剑》)写尽人性之丑恶与贪婪之害;
──《倚天屠龙记》写名实之辨与正邪错乱;
──《天龙八部》写芸芸众生「无人不冤，有情皆孽」与民族仇恨所造成的悲剧;
──《笑傲江湖》写权力令人腐化与政治斗争之残酷无情，等等。
这些作品纵或在某一方面超越了《射雕》的文学成就，但因刻意描写人性「极限情境」的种种变态行径，遂不自觉地失去了《射雕》那种「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亲和力;而太多「情理之外」的特例，亦难免流于为变而变，令人匪夷所思;以致显得不真实、不自然。直到《鹿鼎记》(一九六九年)问世，以一个仅识武功皮毛而不学有术的「小杂种」，竟将天下英雄、历史人物玩弄于股掌之上;乃开中国武侠小说前所未有「无剑胜有剑」的新境界。
金庸《鹿鼎记》之「反武侠」与塞万提斯《魔侠传》之「反骑士」最大的不同，在于两者创作动机：塞万提斯因痛愤当时西班牙人沉迷于骑士文学的浪漫故事，遂用反讽现实的手法写「小人物狂想曲」，教吉诃德到处碰壁，梦幻成空!而金庸却是出于「向自我挑战」心理，乃一反武侠传统，打破世俗观念，彻底解放人性;教韦小宝「斗智不斗力」，为了争取生存机会，无所不用其极!其实这正合孙子兵法所谓「上兵伐谋」之道，因而武功在此尽成虚妄;韦小宝机诈百出，到处招摇撞骗，竟无往而不利!
也许有人认为这是「武侠无用论」的明证，实则不然!正由于《鹿鼎记》写韦小宝运气太好、际遇太奇，万事绕不过一个「巧」字;加以又充满笑料，逸趣横生，遂自然而然淡化了反讽现实或反讽武侠的冷隽意味。它所表现的是浪漫文学之极致，「无」为「有」之用，在这部书里得到了最大的发挥。
迄至一九七二年九月《鹿鼎记》在《明报》上连载完毕，金庸宣告「封笔」(实则展开另一波全面修改旧作大工程)为止，他一共创作了十五种长、短篇武侠小说;但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仍无过于《射雕英雄传》。该书博采还珠、白羽、王度庐、朱贞木各家之长，取精用宏，推陈出新，乃造就了金庸「一代武侠宗师」地位。其影响于当世者，大致有以下数端：
(一)《射雕》融合历史、侠情、武功、文艺、趣味于一书，建立了新一代武侠小说的「综艺」风格与典型。
(二)《射雕》统一用四字文句分章回;促使六十年代以后台湾武侠作家群起效尤，蔚为风气。
(三)《射雕》虚构的「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等奇特人物及提法，悉为台、港武侠作家所宗，后更衍演成歌诀式「江湖顺口溜」。
(四)《射雕》在各地版本之多与伪续书之乱，亦令人叹为观止。
总而言之，金庸所建构的「入世武侠」神完气足，刚柔并济;与早年还珠幻设的「出世武侠」前后辉映，亦同臻雄奇壮美之境。特别是金庸灵活运用还珠小说中的奇妙素材，含英咀华，所过皆化;再采取西洋文学技巧及电影手法予以捏合，乃使武侠小说脱胎换骨，焕发新姿，普遍获得世人肯定与重视。凡此绝异成就，当然是跟金庸本身兼具深厚的文史素养与卓荦才华息息相关。正因如此，其同辈及后起武侠作家或以主观条件不足，便难乎为继;泰半只能遵循既往「帮会技击派」的路数，在江湖仇杀中讨生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