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文化中现实与想象相结合的“武功”(不是体育中的“武术”)，大致经过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神魔阶段。
自有侠文化以来到还珠楼主而登峰造极。
远古时代，有越女和白猿公的一战，唐代有聂隐娘的飞剑杀人;《水浒》有入云龙和混世魔王的作法;平江不肖生笔下有崆峒派与昆仑派的大战;还珠楼主笔下有蜀山大战;等等。他们虽然也以现实中的武术作常规战争中的轻武器，却更多地以神魔作重武器、秘密武器、战略武器。打斗难分难解之时，就请出法宝来帮忙，虽然其中的许多东西近于荒诞，但表现出来的想象力却十分可观，对后来的武侠小说影响很大，许多人都谈到他们曾受还珠楼主的影响，摒去神魔的怪诞，运用现代思维将其合理化，赫然是一个武侠武功的新境界。
第二个阶段是诗意阶段。
从白羽到白羽的后继者梁羽生。
白羽用成语来命名武功，典雅而饶有诗意、文采飞扬。粱羽生再把这个传统发展了一大步，形成诗与剑的结合。举个例子，梁氏名作《冰川天女传》中冰川天女桂冰娥的武功，她所用的兵器是“冰魄寒光剑”，暗器是“冰魄神弹”，剑招是“冰川剑法”，其中包括雪花六出、积水凝冰、春风解冻，“达摩剑法”中的一苇渡江、海上明霞、倒挂天虹等，这些都有一种空明灵动的诗意，和冰川天女玉洁冰清的气质相融汇。才女、名士，诗剑风流，空明灵动，涓涓悠悠，以诗意的优美为武侠武功再开一新境界。
第三个阶段是意境阶段。代表人物是金庸。
金庸是以中国文化的深邃意蕴融于武功之中，“创造出具有哲学意味、人生况昧。艺术诗味于一体的武功描写，是为武功的“意境”。温瑞安说：
“金庸的‘意境打斗’是运用浑厚的笔力，深入浅出地写出‘以弱胜强，以无胜有’的意境，充满哲学意味，却能雅俗共赏，故深受大众喜爱。”。温瑞安《七大寇》附录《这一抹不灭的薪火》，长江文艺出版社.在金庸的最后阶段，还写出武功不怎么样的韦小宝在实际上胜过武功超一流的高手陈近南，这就又从武学的哲理意境上升到江湖和历史的哲理意境。
第四个阶段是气氛阶段。
金庸之后有古龙，如果说金庸还主要是在正面落笔，哲理意境而始终不离武打本身，古龙则完全突破了这种表现方法，古龙及其后继者和变革者(超新武侠小说家温瑞安开创了“气氛打斗”的新局面。
古龙根本不写打斗，他书中人物的决战往往只是“刀光一闪。战果立分，生死立判。”完全摒弃传统武侠小说的注重打斗描写;但在决战前，古龙已经成功营造出一种“如箭在弦”的紧张气氛，使读者的心神全被紧扣住，只等待刹那的抒泄。这一种“气氛打斗”可谓开创了武侠小说先河。
(《这一抹不灭的薪火》)，温瑞安《七大寇》附录，第710页)
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当然也是求新求变的结果，而更重要的是，因为武侠小说其实是一个“可信而不存在的世界”所谓可信，“因为它具有‘诗的真实’”，一种“超现实的真实”那么，所谓“武功”，其实也不过是一种象征，一种文化符号温瑞安还说：
武侠小说一如人生，打斗只是个性，现实人生里根本充满打斗，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你死我活，只是采用的方式各异罢了。因此，武侠小说不过是采用象征手法来表现人生，它一直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同上，第711页)
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武侠小说最重要的两点，一点是要象征，一点是要好看。既然打斗并不是真的要去作现实武术的复现。
不过是一种好看的象征，何妨大胆作合理的“诗的真实”的想象，在想象中表现出人格意志的特点。这样，打斗的具体招式自然变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那一种气势，氛围和结果。
这使他们以一种超迈之笔，作武功之外的“功夫在诗外”的描写，超越武功的本体，而更加显示出武功的神奇。古龙写小李飞刀、从来不写它的铸造有什么特别、形状如何、如何出手、内功心法是什么，他只写李寻欢常常以雕刻来使自己的手稳定，所造成的结果自然是“小李飞刀，例无虚发”。这里的意义，一是留给读者更多的想象空间和悬念空间，让读者跟着作者的思路走;二是李寻欢平凡中见神奇的武功，昭示和象征着平凡中见伟大的人格。这两者结合起来，便赋予了对武学至道的一种新理解，也开拓了武功描写的一片新天地。
这四个阶段，从神魔到诗意到意境到气氛，侠文化的“武功”在想象和象征的基础上，一步步远离“武术”的现实，一步步走入更深的幻想层次，同时也是哲里和审美的层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