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联体
前苏联吉卜赛人作家拉科.切伦科夫曾说：“现在苏联很难遇到吉卜赛人文盲，战前却不然，有些集团，如聚集在比萨拉比亚的吉卜赛人没有人识字。今天吉卜赛人的年青一代经过8年或10年的教育，在城镇里几乎无法从文化程度上区别吉卜赛人和其他民族的人。但是他们并没有丢掉自己的语言和民族意识……现在，他们已经自愿地放弃了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对他们本身已失去意义，但民族学研究者却对此发生兴趣。”
上述观点其实不过是官方文章的翻版，掩盖了问题的实质。吉卜赛人在前苏联是个有名无实的民族，在他们的身份证或护照上填的是茨冈人。在1979年进行注册时前苏联吉卜赛人为20.9万人，据可靠的估计应接近50万人。为了避免引人注意和招致麻烦许多吉卜赛人隐瞒了自己的族属，而是用其他民族身份填写。
在前苏联的大部分吉卜赛人住在俄罗斯，其次为乌克兰。由于对前茹苏联亚洲部分的数字估计过低，因此这项官方统计的可靠性令人怀疑。近年来由于不断移民，使比萨拉比亚的吉卜赛人数字下降，尽管在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内仍有许多吉卜赛人村庄。流浪的吉卜赛人己日趋减少，1956年的法令宣布流浪生活为非法，要求各共和国的有关部门为流浪的吉卜赛人安排工作和住房。但也不是现己没有流浪的吉卜赛人，在农忙季节仍有部分吉卜赛人从这个农庄到另一个农庄去打短工或做点小买卖。
自20世纪30年代前苏联解散了全俄罗斯罗姆人联盟后，剩下来唯一的吉卜赛人机构是莫斯科罗曼尼剧院。这个剧院有100多名吉卜赛人演员和乐师，在全国享有盛誉，定期到各地巡回演出。值得一提的是该团的乔.康蒂是作家协会会员，在1970年出版了一本诗集，这是战后在前苏联出版的第一本罗曼尼语书。
在前苏联社会和民族矛盾以及强迫俄罗斯化此起彼伏的情况下，吉卜赛人民族意识仍然十分强烈，连上文提到的拉科.切了;伦科夫也不得不承认：“我从未遇到过忘记自己的语言和风俗习惯的吉卜赛人，不论其年多大小或文化程度高低。”
匈牙利
同许多国家一样，吉卜赛人在匈牙利不被承认是一个民族。当局声称吉卜赛人缺少一种共同的语言、文化和信仰，因此不能算是一个独立的民族，而只是一个种族集团。吉卜赛人对此十分不满，公开地大声疾呼，要求承认他们是一个民族。罗姆人国际委员会皮匈牙利爱国人民阵线的邀请派遣一个代表团访问了匈牙利以后，1974年8月匈牙利成立了一个顾问委员会，对匈牙利吉卜赛人表示关心。
目前40%的吉卜赛人仍住在简陋、破烂的木棚屋内，这种情况同捷克及其他国家十分相似。由这种棚屋组成的吉卜赛人村落尽管离匈牙利城镇和乡村都很近，但居住条件十分恶劣，它们的50%没有自来水，2/3没有电灯，远远不能和非吉卜赛人的村庄相比。1975年出生率高达13%。这就加剧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本身就存在“吉卜赛人问题”。布达佩斯有6.5万名吉卜赛人，其中许多人住在郊区破旧的住宅区，那里和巴黎的贫民窟也相差无几。政府为半致以上的吉卜赛人安排了比较象样的居住条件，但仍有2000多个吉卜赛家庭没有自来水，1000多个家庭没有电灯。现已采取一项紧急措施，禁止吉卜赛人继续流入首都，并希望早日拆除那里的小木屋。吉卜赛人所在的郊区区委会接到上级指示，要为那里的吉卜赛人提供住房。这些措施在匈牙利招致其他民族的嫉妒和不满。
在诺格拉德州的许多村庄里，吉卜赛人占当地人口的12%。那里也做了大量工作帮助吉卜赛人。自1965年以来为吉卜赛家庭分配的新居有500多处，筹建中的数字更令人羡慕。约有70%的吉卜赛男人和30%的女人有了正当的工作。
在诺格拉德美而居民的1/3是吉卜赛人。他们开办了一个合作铸造厂，容纳240名工人，该厂三个厂长是州委会委员。在巴拉尼亚南部矿区的情况更好一些，那里有1.5万名吉卜赛人，他们的大多数都有长期的工作，其中40多人参加了区委会的工作。
吉卜赛音乐一度作为颓废派的象征而遭到禁止，但现在仅布达佩斯的餐厅和旅馆就有90多个管弦乐队的近万名乐师在演奏。他们有自己的专业机构和协会进行组织和管理。从事音乐的人处境较一般人要好，收入也多。
1964年时，匈牙利吉卜赛人的文盲据官方统计为30%。现在官方宣布所有的吉卜赛儿童均已入学，但是，事实上许多儿童并没有到学校学习，教育方面的发展是缓慢的。1969年曾有一个村庄的学校负责人，拒绝接受吉卜赛儿童入学，其理由是所谓吉卜赛孩子太脏，会把疾病带给其他儿童。大部分吉卜赛儿童只读完低年级，越到高年级人数就越少。至于罗曼尼语，只有一两个学校实验性地用于课堂教学，在布达佩斯大学有个小组专门从事这种语言的研究。
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对待国内少数民族，如匈牙利人、日耳曼人政策较宽，承认他们的民族权利，允许他们使用本民族语言，兴办自己的学校和参加国家主办的文化协会。对于吉卜赛人，政府也给与一定的照顾，在罗马尼亚没有反对流浪生活的特别法令和条例，据官方统计，在罗马尼亚还有30%的吉卜赛人处于流动状态。由于禁止贩卖马匹和接受吉卜赛人上义务学校，使流动性减少了。特别是罗马尼亚政府为吉卜赛人提供与他们过去居住的木棚屋大不相同的较舒适的房子，使吉卜赛人逐渐定居下来。
由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同时中央在政策上缺乏具体措施，因而在吉卜赛问题上是有一些缺点的。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罗马尼亚曾成立一个吉卜赛人联盟，其目的是吉卜赛人进行自助，其中包括为每个吉卜赛人寻找适当的工作。但近年来这种组织已不准许存在了，因为政府认为既然吉卜赛人同其他公民一样已享有平等待遇和权利，这种组织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实际上吉卜赛人在罗马尼亚的许多城镇和农村生活条件还是很差的，失业率高于其他民族，有些人在街头擦皮鞋、当清洁工。在特兰西瓦县克卢日附近的梅拉有150户吉卜赛人住在突山坡上，尽管他们之中许多人富有音乐天才，但仍不得不依靠当临时工、壮工、做花边、采草药、采蘑菇来维持生活。流浪的吉卜赛人则靠着他们的传统职业，如修锁配钥匙、编筐、做小炉匠或沿街卖艺来填饱肚子。
前南斯拉夫
前南斯拉夫是吉卜赛人最多的国家，由于政治、历史、地理等方面的原因，决定吉卜赛人在这个国家相对环境最好。几个吉卜赛人比较集中的大城市，如贝尔格莱德及附近的尼什，斯科普里附近的苏托一奥里萨里，吉卜赛人聚集区发展得较快。在有3.5万名吉卜赛人居住的城镇苏托一奥里萨里，他们有自己的委员会。1963年地震中房屋被毁的家庭，已经用斯科普里市政府给予的贷款，重建了4500所房子。这个城镇的吉卜赛人的生活水平甚至比马其顿的某些村庄水平还高。吉卜赛人居民，包括男人和妇女在国营和地方的企业中工作，还有部分人是个体劳动者，他们做小商贩、搬运工或干杂活。市政建设方面也有所进展，120条街道全部改成柏油马路，道路两旁绿树成荫的新住宅区不断涌现。吉卜赛人组织了自己的文学小组、摄影小组、足球和拳击俱乐部以及歌舞团。1974年10月印度驻南斯拉夫大使P.M.梅农及其夫人访问了这个城镇，对他们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并有感触地说：“访问苏托一奥里萨里好象看了印度的一个部分，你们真是我们远方的兄弟。”
1971年在马其顿国民议会议员、罗姆人代表大会社会委员会主席阿卜迪.费克的提议下，马其顿的宪法作了修改，扩大了吉卜赛人的权利。
在前南斯拉夫尽管吉卜赛人只被列为种族集团，但承认他们的民族旗帜，并允许他们在文化和语言方面的发展。很早以前吉卜赛人曾上街游行示威，反对“茨冈”这个称呼。现在，在报刊和广播中茨冈一词己为罗姆所代替，这一改编的意义是深长的。在尼什和特托沃的电台定期用罗曼尼语广播，在贝尔格莱德还出版了罗曼尼语杂志，通过这些宣传工具扩大了对邻近国家吉卜赛人的影响，加速了整个欧洲吉卜赛人为争取民族权利而斗争的步伐。
前南斯拉夫的吉卜赛人分成好几派，这说明吉卜赛人问题的复杂性，但自1969年以后，他们之间得到相互谅解。马其顿和波斯尼亚的吉卜赛穆斯林同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地区的吉卜赛基督教徒过去存在着分歧，随着社会的发展他们之间的矛盾已逐步解决。吉卜赛村气朝匀蓬勃，在现代教育影响下，逐渐克服妨碍社会进步的旧风俗，迅速团结起来。
前南斯拉夫在解决吉卜赛人问题上是做得比较好的，但也不是说没有任何需要改进的地方，有些地方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前南斯拉夫六个自治共和国和两个自治省内，对匈牙利、阿尔巴尼亚等少数民族均给予适当照顾，让他们享有平等地使用本民族语言和文字的权利，而吉卜赛人的罗曼尼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学校里，罗曼尼语没有列入必修课，尽管马其顿共和国出版了一本罗曼尼语语法，但吉卜赛学生不能在课堂上学习它。吉卜赛儿童的旷课和退学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大部分儿童甚至连小学也不能读完。在塞尔维亚60个吉卜赛孩子中最多只有一个上中学，目前吉卜赛大学生仅50一60人。从事医生、法律、工程师等脑力劳动的吉卜赛人只有200多人，当然这和20年前相比已增加了一倍。在工业部门和城市其他部口工作的吉卜赛人占这个民族就业人口的一半以上，吉卜赛农民约占20%，他们的大部分有自己的土地。第三位的才是手艺人和商贩，这部分人中由定居的和流浪的吉卜赛人组成。从上述情况看，前南斯拉夫吉卜赛人中，过着传统流浪生活的人的比例随着生活的安定和提高己逐渐缩小。
尽管在前南斯拉夫联邦协会里没有吉卜赛人的代表，但他们参加地方上政治活动的人数越来越多。早在1948年他们在斯科普里市委员会就有了自己的委员。现在凡是较大的公社，都有他们自己的社会文化组织，在德鲁斯特瓦的吉卜赛人还派出代表参加定期召开的国民议会。
民族意识加强
80年代，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吉卜赛人的情况在某些方面是比较好的：在前南斯拉夫，这个拥有75万人口的少数民族得到政府的各项资助;罗马尼亚没有制定限制流浪的法律，吉卜赛人可以自由地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匈牙利开始执行一项特别援助计划，满足吉卜赛人的住房、教育和其他社会需要;瑞典为挤在斯德哥尔摩附近贫民窟里的吉卜赛人提供住房和受教育的机会;荷兰为约20万吉卜赛人提供停放大篷车的场所;英国仿效荷兰的做法，只是规模小了一些。然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吉卜赛人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没有合法的民族权利，被强制同化，甚至不被承认是一个民族。定居的吉卜赛人大部分住在木棚屋里，卫生条件级差，随时有被驱逐的危险;流浪的吉卜赛人到处遇到禁止流浪的法律和禁止大篷车停留的告示，他们找不到工作，为了填饱肚子而到处奔波。
因此，从60年代起，一些国家相计继成立了吉卜赛人组织，它在法国、英国、德国、西班牙以及北欧各国已经存在了20多年。在东欧成立了罗姆人社会和文化协会，它通过维护音乐和语言上的传统来保持民族感情。这种运动作为新兴事物并不经常得到所在国政府的赞许，但是，对于强调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和文化传统还是有其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是推动这个比较保守的民族取得进步的必要手段。
1965年，罗姆人国际委员会正式成立，法国、英国、南斯拉夫、芬兰、希腊、捷克和斯洛伐克等国的协会都是这个国际委员会的成员。1971年4月第一届罗姆人代表大会于伦敦召开，会议强调要“缔造一个符合我们生活方式和信仰的未来”，同时把民族意识的觉醒列为大会的中心问题，并成为解决一些共同的社会问题的背景。此后，欧洲各国的吉卜赛人组织一直由总部设在巴黎的秘书处来联系，该秘书处的名称是罗姆人国际委员会。代表大会委托该机构为吉卜赛人掌握自己命运而采取措施。
吉卜赛人争取合法权利的斗争任务仍然很艰巨，面临着重重困难。罗姆人代表大会曾专门成立了一个审查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罪行委员会，并责成该组织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提出赔偿损失的要求，但竟然遭到联邦法院的拒绝。联邦最高法院还驳回初级法院对一个吉卜赛妇女赔偿损失的判决，该把女在战争期间曾被德国纳粹流放到在波兰的集中营。正如欧洲委员会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极大痛苦的许多其他集团相反，作为纳粹牺牲品而虎口余生的吉卜赛人，其所受暴行只得到官方微不足道的补偿，这是一个令人悲痛和丢脸的事。”
国际罗姆人代表大会主张，应该象早先付给犹太人和有关政府的赔款那样，也给吉卜赛人一笔赔偿费。这笔款可存放在联合国设立的一个合适的机构中或存放在某国银行，如印度，用于吉卜赛儿童的福利事业。
吉卜赛人在争取民族权利和维护民族尊严的同时，并没有忘记维护和发展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经历了无数的变迁之后，吉卜赛文化已经变成一种再生的、混合的和被同化了的文化，而且仅仅依靠歌谣和传说等口头文学方式流传下来。至于吉卜赛语言，由于吉卜赛人四外流浪，必然受到所在国语言的影响，因而现在吉卜赛语言已成为一种不统一的语言，也可以说是无数土语夹杂着所在国官方语言的混合物。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苏联曾创办了25所罗曼尼语小学。今天无论西方国家还是东欧国家这样的学校己属罕见。各国政府没有为没发展罗曼尼语作出努力，这种语言有消失的危险。罗曼尼语学校的取消使吉卜赛儿童不能象其他民族的儿童那样，在成长的重要时期对自己的民族语言和历史有所认识。而且造成了他们学习上的困难，根据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的研究，在学校里吉卜赛儿童必须通过另外一种语言上课，这就增加了他们学习上的困难，等于耽误了三年时间。在原捷克斯洛伐克每六名吉卜赛儿童中只有一名完成高年级的学业，上中学的连1%都不到。在原南斯拉夫略好一些，上中学的比例也只达到2%。何况有些国家内吉卜赛儿童根本不能去或不愿去学校读书。历史遗留下的问题和长期的影响财吉卜赛人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吉卜赛人文化上的低下地位很难改变，因此要改变这个民族的落后状态就更加困难。
近年来，吉卜赛人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日益认识到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化的重要性。各国涌现出一些吉卜赛故事家和诗人，但他们也不能扭转语言消失的倾向，许多土语已经显得异常贫乏，有些隐语已经消失;而年青人中出现了另一种倾向，他们对所在国的官方语言的兴趣已日趋浓厚。
1980年6月芬兰的“罗姆文化中心”组织在基乌维维西召开了吉卜赛人代表大会。近200名来自芬兰及北欧其他国家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在广泛讨论罗姆人的传统文化及其发展趋势的基础上，通过了《罗姆政治文化纲领草案》。这个《纲领草案》要求有罗拇人居住的各国政府采取具体措施;以便使罗姆人的语言和文化能够保留下来。为此目的，会议决定在芬兰建立一个罗姆民族研究所。
“罗姆文化中心”主席宇尔耶.戴赫德莱认为，语言是罗姆文化发展的先决条件。从争取保持这个少数民族丰富的文化观点来看，讲授和发展罗姆人的语言是“文化中心”的最重要的任务。罗姆语言教师宇.科依维斯托指出：“就象没有船长便没有轮船一样，没有罗姆人的语言便没有罗姆人。”
《纲领草案》要求编写一部罗姆语词典，并对语法和教学问题进行研究。这些要求由大会转告各吉卜赛人所在国政府，渴望他们把给予更多的帮助。会议还呼吁各国政府及各界人士倾听一下少数民族的声音，应该让现在依靠人工呼吸生存的罗姆文化复兴起来。其他民族对吉卜赛文化的认识不但微乎其微，而且经常是错误的。吉卜赛人非常担心自己的文化传统将因被其他民族同化而消失。
要解决吉卜赛人问题，首先应该承认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的存在，继而尊重他们的传统和他们的要求，最后人们必须排除对他们歧视和侮辱性的偏见。另一个国际吉人组织——欧洲罗姆人联盟，1978年在日内瓦召集了会议，目的在于将全世界吉卜赛人组织起来。1981年得到联合国的承认。该联盟主席就是为本书题词的J.奇布拉先生。J.奇布拉先生在日内瓦行医，1988年12月5日在他诊所对我说了下面一番话：“我们是起源于印度的一个民族，至今保留了一些同印度相类似的社会制度，在我们内部有明显的社会层次，仍然存在音乐、养马、铁匠等种姓，我们也愿意保留从印度带来的语言、文化和其他传统，为此1984年在印度召开了一次国际罗姆人代表大会，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甘地夫人出席了会议。几天以后我们将在柏林召开会议，呼吁解决1979年在贝尔根会议上就已提出过的战争赔款问题。现在除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罗姆人得到赔款外，其他国家罗姆人并没有得到赔款。我们希望用这笔款项建立一个国际罗姆人基金会和建立一个罗曼尼语大学，以保持罗姆人语言和文化传统，让罗姆人学习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和历史，并为罗姆人建立一个博物馆。”
文化上的价值观念
吉卜赛人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并且在文化上处于一种与世隔绝的状况。尽管大部分吉卜赛人生活在发达的国家里，并且与许多己介入现代化社会的先迸民族有著频繁的交往，但是几乎所有的吉卜赛人在不同程度上仍然忠于自己传统的文化模式，吉卜赛人在文化上的价值观念并不比非吉卜赛人社会的价值观念弱，相反对于吉卜赛人来说更为重要.，他们有一种强烈的自豪感，并自我陶醉。这种文化上的价值观念维护着吉卜赛人共同体的团结，它产生强大的内聚力，并且世世代代沿袭下去。
在许多世纪以前，也就是说自从11世纪突厥人入侵北印度开始，流落到世界各地的吉卜赛人一直都维持着他们的传统文化，这种特殊的吉卜赛精神，使每个部落、每个氏族、每个家族甚至每个吉卜赛人都时刻牢记自己是吉卜赛人共同体的一员。尽管吉卜赛人浪迹天涯，同时各个国家的吉卜赛人在语言、文化、生活方式、习俗、服饰甚至交通工具栖身之所等方面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差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他们要在非吉卜赛人的社会中继续做吉卜赛人。他们既反对同化，又反对融合，他们要维护自己的文化传统，并时时刻刻表现出自己的特性。吉卜赛人这种文化上的价值观念得以世代相传，除去主观上的强烈的自我表现之外，吉卜赛人和非吉卜赛人之间的文化上的巨大的沟壑也是造成他们文化上与世隔绝的重要原因。
自从吉卜赛人进入欧洲以来，当地人对他们就一直没有留下好的印象，往往把他们和流浪汉、小偷、乞丐、江湖艺人等同看待，不愿同他们接触，更不愿与他们为邻，深怕带来某种不幸，17世纪佛三德著名画家铁尼尔斯画了一幅“名面”，一位漂亮的吉卜赛姑娘正在给当地一位绅士看手相，旁边的一个儿童悄悄地己经把手伸进那位绅士的口袋。17—18世记的壁毯上就绣了这幅图案。作者在告诫人们警惕吉卜赛人。这种错误的看法在欧洲几百年来并没有得到纠正，而且时至今天也没改变被歪曲了的吉卜赛人的形象，1983年我初仿意大利时，我曾到佛罗伦萨市郊的一座教堂作客，当主人短暂离开时，这时有人敲教堂的后口，于是我把门打开，来客是一位吉卜赛老人，他要见教堂的神父，当着我的面他们进行了一番有趣的谈话，使我至今记忆犹新：
“你找我有什么事?”
“我要求救济。”
“你们可不错，一天到晚什么也不干，光等着别人施
舍自己坐享其成。”
“你们教会不是宣传富人和穷人平等吗?你们不是主
张要救济穷人吗?为什么我来了你却拒之门外外呢?”
于是神父只好给他一张一千里拉的钞票。吉卜赛老人走了以后，神父对我说：“不要和这种人打交道，他们总是不劳而食。”我却回答说：“这是意外收获，因为我是研究吉卜赛人的。”这种出乎意料的回答，使可伶的神父莫名惊诧。的确这位天主教神父的怀疑的眼神我并非是第一次见到，在意大利研究和同情吉卜赛人被看成是不可思议的事。在我和意大利学术界人士的多次接触中，经常遇到这类问题，甚至在民间交往中也不断听到“你为什么要研究吉卜赛人?”的声音，我同情吉卜赛人，各民族应该和睦相处，吉卜赛文化是世界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有其特殊性等等的说法，并不能使我的听众感到满意，只是友谊和时间不再使我们争论下去。
欧洲人当然也包含美洲和亚洲人对于吉卜赛人的歧视，使吉卜赛文化和非吉卜赛人文化之间的鸿沟变得无法弥合。1499年1月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二世颁布“梅第纳土地实用规则”，其中规定禁止吉卜赛人在西班牙国土内漂泊流浪，违反这一法令者要处以鞭笞、割耳朵乃至驱逐出境的惩罚。这是禁止吉卜赛人保持传统文化的最初的歧视性法令，至西班牙查理三世在1783年10月签署的“制止和惩办吉卜赛人的漂泊流浪和其他不法行为的法令”，在不到300年的时间内，仅西班牙国土内就制定了100多项对付吉卜赛人的法令，在其他国家，限制和禁止吉卜赛人流浪的法律、法令和条例也层出不穷，这些法律措施并不仅仅是为了惩罚吉卜赛人的刑事犯罪，在更多的情况下是为了限制吉卜赛人保持流浪的传统。吉卜赛人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念，他们最根本的观念是使自己区别于非吉卜赛人社会及文化，并且认为漂泊流浪，不入乡随俗是保持自己传统文化的最好方法。也正是因为如此，各所在国当局对于他们桀骜不驯的性格特别恼火，认为他们不听指挥、不服管理，在城市、乡村随便出入，并对他们的语言、服饰、看手相、卖艺及其他传统习俗均格格不入，因而在具休的诉诸法律的审理当中往往捏造事实，无中生有地做出不利于吉卜赛人的判决。那些莫须有的罪名也都是含糊其词的和不能自圆其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