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历史长河中，先后出现过几个最好的历史时期，史称“盛世”，例如西汉“文景之治”发展到汉武帝而极盛，唐代“贞观之治”而至开元盛世，明代“永宣之治”称盛与清代“康雍乾盛世”，还有鲜为人知的“战国盛世”。其中，人们多以“盛世”命名的为“开元盛世”和“康乾盛世”。
五大盛世，皆承前代大乱之后，在新兴王朝上升时期推进至极盛。西汉在秦朝废墟上重建一代封建王朝，历170多年“休养生息”后才达到全盛。唐代开元盛世，是在隋末大乱之后，重新走向大治而出现的。其间，走过了近百年的曲折道路。明，削平群雄，驱逐元朝统治者出长城，一统天下，经半个世纪的励精图治，终于开创了一代繁盛的局面即“永宣之治”。自神宗万历中期，乱象环生，经熹宗至崇祯，终酿成大乱，至清军入关前，已持续乱了约半个世纪。清入主中原，剿灭李自成、张献忠两支农民军;扫荡南明势力，花费了近20年的时间。清朝就是在明末大乱的基础上再建一代王朝。又经过近70年，终由大乱转为大治。战国时期有些特殊，咋看起来，七国并立呈混乱状态，实际上是经过春秋“礼崩乐坏”、长期兼并而形成的政治新格局，各国保持了长期的相对稳定，最后由秦实现统一，始达大治顶峰。
各个盛世都具有共同特征：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政局稳定，社会久安，国力强大，文化昌盛等。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孔子视为“乱世”，然而也表明，旧制度行将崩溃，新制度正在产生。进入战国时期，相继有李悝在魏国、吴起在楚国实行变法，至中后期，秦国、韩国、齐国、赵国、燕国也都因变法而强大起来，尤其商鞅在秦国变法更为彻底，结果秦国比其它六国更强大。尽管各国变法程度不同，但最终都完成或基本完成社会制度变革，奴隶制被封建制取代。
远在西周时实行诸侯分封，经过春秋时的相互兼并，到战国时只剩下七国。这与此后的国家分裂有本质区别。秦以前的夏商周三代，还不能算作真正的统一，只是尊夏、商、周天子为中心的宗族联盟，因而不能以“分裂”给战国定性。由春秋“万国”变为战国时的“七国”，是一次重大的进步;由七国最终变为秦国一国，秦始皇建大一统中央集权，乃春秋战国历史继续发展的结果。
秦兼并六国，废分封，行郡县制，统由中央即皇帝一人专制，首次将春秋以来倡导的“大一统”理论变为现实。自此以后，统一与分裂，不能不成为判断社会发展遵循的原则之一。当然不能说凡统一就绝对正确，凡分裂皆属罪过。当一代王朝末期已经腐败透顶，
生产力的发展被严重阻碍甚至严重倒退，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时候如农民起义“分裂”了它的统一，就成为必要，应当肯定，或者说“是一件好事”，毛泽东主席对中国农民起义之积极作用的肯定正说明了这一点。但分裂之后迟早要重归统一，正所谓“分久必合”。此乃中国历史发展规律。之所以肯定“大一统”，是因为它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环境，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这样，对“大一统”的实现程度，就成为认定盛世的重要条件。西汉文帝(前179——前157年)、景帝(前156——前141年)至武帝(前140——前87年)，是开疆拓土的时期。向北，击败匈奴，战争持续半个世纪，将匈奴驱逐至漠北以远。原先由匈奴占据的漠南地区，以及河西走廊皆收入汉之版图;向西即玉门关以西、新疆南部，汉时称西域，被臣服而成为汉的疆土;向东，击败卫氏朝鲜，将其统治的部分辽东地区归入汉朝管辖;向南、西南、东南开拓，即今之广东、云南、浙江、福建等少数民族地区都成为汉的一部分。主要是在武帝时期，建立了远胜秦朝的“大一统”。 唐至盛所建“大一统”，是继汉之后又一次扩大，历史多“汉唐”并称。唐，在西北击败突厥，设安西都护府;在东北，彻底击败高句丽，设安东都护府，远在黑龙江设黑水都督府，以辖东北地区。开元极盛，疆域之广远超西汉。
汉唐实现了空前的统一，是中国疆域扩大的两个重要的历史时期。
明永乐、宣德之时，从北与西北两个方向出击元朝后裔，控制了大漠南北;西南与南部即今云贵川等地行土司制，归中央管辖。在东北即今开原以北远至外兴安岭以北，东至苦兀(即库页岛)，广设卫所，在黑龙江特林置奴儿干都司，以辖各卫所。周边的国家，如安南、暹罗、朝鲜等都是明的属国。永宣之后，长城以北和西北又为蒙古控制，与明时战时和，几与明相始终，明的疆域又有所缩小。论疆域之广大，统一之扩大，居汉唐之上者，除元朝外，唯有清康雍乾盛世可比。雍正帝声称：“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今六合成大一统之天下，东西南朔，声教所被，莫不尊亲”。此言尚早，实际上，至乾隆二十四年才最终平定西部准噶尔，青海、新疆南北、西藏地区才完全置于中央统辖之下。西部疆域达巴尔喀什湖以东，北部为漠南漠北，行盟旗制;西南已改土归流，行千余年的土司制被废除。在东北达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东至乌苏里江以东至海(包括库页岛在内);东南至台湾岛以东;最南至南沙群岛，皆隶版图之内。置行省，命官驻军，实现了真正的统一。当时已有50多个民族共存于一个政权之下。
清康乾发展了“大一统”，而且突破了历代“内诸夏外夷狄”的传统观念，自康熙起放弃修长城，这就破除了2000年来的隔阂，使得“中外一家”成为现实，这直接为现代中国版图和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当然，现在中国版图比清康乾盛世时小了四分之一，比那时有较大倒退)。 每代盛世，都在“大一统”的条件下，实现了长治久安，生产稳步发展，粮食足用，国库充实。汉武帝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又安，府库充实。”唐开元、天宝年间，每家都有数年的粮食储备，“太仓委积，陈腐不可校量”。明永、宣之际，“百姓充实，府藏衍溢”，“上下交足，军民胥裕”。清康熙时，国家储备更充足，自康熙五十年起，三年内分省区普免全国钱粮一周，至于地区性蠲免钱粮每年都有。总计康熙朝蠲免钱粮达白银1.4亿两。乾隆时，国家鼎盛，储备雄厚，先后四次普免全国钱粮，累计达白银1.2亿两;又三次普免全国漕粮1000万石左右。国库存银最高近8000万两，常年在六七千万两之间。即使打仗，军用浩繁，国库存银少则二三千万两，多则六千万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