茸：推置其中。蚕室：温暖密封的房子。言其象养蚕的房子。初受腐刑的人怕风，故须住此。
剖符：把竹做的契约一剖为二，皇帝与大臣各执一块，上面写着同样的誓词，说永远不改变立功大臣的爵位。丹书：把誓词用丹砂写在铁制的契券上。凡持有剖符、丹书的大臣，其子孙犯罪可获赦免。
文史星历：史籍和天文历法，都属太史令掌管。
蝼螘：蝼蚁。螘，同“蚁”。
易服：换上罪犯的服装。古代罪犯穿赭(深红)色的衣服。
木索：木枷和绳索。
鬀：同“剃”，把头发剃光，即髡刑。婴：环绕。颈上带着铁链服苦役，即钳刑。
腐刑：即宫刑。见注19。
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中语。
穽：捕兽的陷坑。槛：关兽的笼子。
鲜：态度鲜明。即自杀，以示不受辱。
榜：鞭打。箠：竹棒。此处用作动词。
枪：同“抢”。
惕息：胆战心惊。
西伯：即周文王，为西方诸侯之长。伯也：伯通“霸”。
牖里：一作“羑里”，在今河南汤阴县。文王曾被殷纣王囚禁于此。
李斯：秦始皇时任为丞相，后因秦二世听信赵高谗言，被受五刑，腰斩于咸阳。
五刑：秦汉时五种刑罚，见《汉书·刑法志》：“当三族者，皆先黥劓，斩左右趾，笞杀之，枭其首，葅其骨肉于市。”
淮阴：指淮阴侯韩信。
受械于陈：汉立，淮阴侯韩信被刘邦封为楚王，都下邳(今江苏邳县)。后高祖疑其谋反，用陈平之计，在陈(楚地)逮捕了他。械，拘禁手足的木制刑具。
彭越：汉高祖的功臣。
张敖：汉高祖功臣张耳的儿子，袭父爵为赵王。彭越和张敖都因被人诬告称孤谋反，下狱定罪。
绛侯：汉初功臣周勃，封绛侯。惠帝和吕后死后，吕后家族中吕产、吕禄等人谋夺汉室，周勃和陈平一起定计诛诸吕，迎立刘邦中子刘恒为文帝。
五伯：即“五霸”。
请室：大臣犯罪等待判决的地方。周勃后被人诬告谋反，囚于狱中。
魏其：大将军窦婴，汉景帝时被封为魏其侯。武帝时，营救灌夫，被人诬告，下狱判处死罪。三木：头枷、手铐、脚镣。
季布：楚霸王项羽的大将，曾多次打击刘邦。项羽败死，刘邦出重金缉捕季布。季布改名换姓，受髡刑和钳刑，卖身给鲁人朱家为奴。
灌夫：汉景帝时为中郎将，武帝时官太仆。因得罪了丞相田蚡，被囚于居室，后受诛。居室：少府所属的官署。
耎：“软”的古字。
湛：同“沉”。累绁捆绑犯人的绳子，引伸为捆绑、牢狱。
臧获：奴曰臧，婢曰获。
俶傥：豪迈不受拘束。
西伯拘而演《周易》：传说周文王被殷纣王拘禁在牖里时，把古代的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成为《周易》的骨干。
仲尼厄而作春秋：孔丘字仲尼，周游列国宣传儒道，在陈地和蔡地受到围攻和绝粮之苦，返回鲁国作《春秋》一书。
屈原：曾两次被楚王放逐，幽愤而作《离骚》。
左丘：春秋时鲁国史官左丘明。《国语》：史书，相传为左丘明撰著。
孙子：春秋战国时著名军事家孙膑。膑脚：孙膑曾与庞涓一起从鬼谷子习兵法。后庞涓为魏惠王将军，骗膑入魏，割去了他的膑骨(膝盖骨)。孙膑有《孙膑兵法》传世。
不韦：吕不韦，战国末年大商人，秦初为相国。曾命门客着《吕氏春秋》(一名《吕览》)。始皇十年，令吕不韦举家迁蜀，吕不韦自杀。
韩非：战国后期韩国公子，曾从荀卿学，入秦被李斯所谗，下狱死。着有《韩非子》，《说难》、《孤愤》是其中的两篇。
《诗》三百篇：今本《诗经》共有三百零五篇，此举其成数。
失：读为“佚”。
愠：怒。
戮笑：辱笑。
九回：九转。形容痛苦之极。
闺閤之臣：指宦官。闺、閤都是宫中小门，指皇帝深密的内廷。
雕瑑：雕刻成连锦状的花纹。这里指自我妆饰。
缧绁：捆绑犯人的绳子。
鉴赏
《报任安书》是一篇激切感人的至情散文，是对封建专制的血泪控诉。司马迁用千回百转之笔，表达了自己的光明磊落之志、愤激不平之气和曲肠九回之情。辞气沉雄，情怀慷慨。
全文融议论、抒情、叙事于一体，文情并茂。叙事简括，都为议论铺垫，议论之中感情自现。“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抒发了对社会不公的愤慨;“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悲切郁闷，溢于言表;“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如泣如诉，悲痛欲绝……富于抒情性的语言，将作者内心久积的痛苦与怨愤表现得淋漓尽致，如火山爆发，如江涛滚滚。
大量的铺排，增强了感情抒发的磅礴气势。如叙述腐刑的极辱，从“太上不辱先”以下，十个排比句，竟连用了八个“其次”，层层深入，一气贯下，最后逼出“最下腐刑极矣”。这类语句，有如一道道闸门，将司马迁心中深沉的悲愤越蓄越高，越蓄越急，最后喷涌而出，一泻千里，如排山倒海，撼天动地。
典故的运用，使感情更加慷慨激昂，深沉壮烈。第二段用西伯、李斯、韩信等王侯将相受辱而不自杀的典故，直接引出“古今一体”的结论，愤激地控诉了包括汉王朝在内的封建专制下的酷吏政治;第五段用周文王、孔子、屈原等古圣先贤愤而著书的典故，表现了自己隐忍的苦衷、坚强的意志和奋斗的决心。这些典故，援古证今，明理达情，让我们更深刻的感受到了作者伟岸的人格和沉郁的感情。
修辞手法的多样，丰富了感情表达的内涵。如“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以下八个迭句，实际隐含着八组对比，同时又两两对偶，与排比相结合，既表明了对历史上杰出人物历经磨难而奋发有为的现象的认识，又表明了以他们为榜样，矢志进取、成就伟业的坚强意志，气势雄浑，令人欲悲欲叹。又如“猛虎在山，百兽震恐……”一句，运用比喻，沉痛控诉了人间暴政对人性的扼杀和扭曲，形象地说明了“士节”不可以稍加受辱的道理，真是痛彻心脾。其他像引用、夸张、讳饰等修辞手法的运用，都真切的表达出作者跌宕起伏的情感，有时奔放激荡，不可遏止;有时隐晦曲折，欲言又止，让我们似乎触摸到了作者内心极其复杂的矛盾与痛苦。
总之，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通过富有特色的语言，真切地表达了激扬喷薄的愤激感情，表现出峻洁的人品和伟大的精神，可谓字字血泪，声声衷肠，气贯长虹，催人泪下。前人的评价，“感慨啸歌有燕赵烈士之风，忧愁幽思则又直与《离骚》对垒”，实在精辟。
创作背景
司马迁三十八岁时，继父职为太史令。四十七岁时以李陵事下狱，受宫刑。出狱后，为中书谒者令。《汉书·司马迁传》：谓“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事”。中书令职，掌领导尚书出入奏事，是宫廷中机要职务。《报任安书》是在他任中书令时写的。此篇是司马迁写给其友人任安的一封回信。司马迁因李陵之祸处以宫刑，出狱后任中书令，表面上是皇帝近臣，实则近于宦官，为士大夫所轻贱。任安此时曾写信给他，希望他能“推贤进士”。司马迁由于自己的遭遇和处境，感到很为难，所以一直未能复信。后任安因罪下狱，被判死刑，司马迁才给他写了这封回信，后载于《汉书》本传。司马迁在此信中以无比激愤的心情，向朋友、也是向世人诉说了自己因李陵之祸所受的奇耻大辱，倾吐了内心郁积已久的痛苦与愤懑，大胆揭露了朝廷大臣的自私，甚至还不加掩饰地流露了对汉武帝是非不辨、刻薄寡恩的不满。信中还委婉述说了他受刑后“隐忍苟活”的一片苦衷。为了完成《史记》的著述，司马迁所忍受的屈辱和耻笑，绝非常人所能想象。但他有一条非常坚定的信念，死要死得有价值，要“重于泰山”。所以，不完成《史记》的写作，绝不能轻易去死，即使一时被人误解也在所不惜。就是这样的信念支持他在“肠一日而九回”的痛苦挣扎中顽强地活了下来，忍辱负重，坚忍不拔，终于实现了他的夙愿，完成了他的大业。
任少卿名安，荥阳人。曾任益州刺史、北军使者护军。《史记》卷一百四《田叔传》后附有褚先生所补的《任安传》。任安是司马迁的朋友，曾经写信给司马迁，叫他利用中书令的地位“推贤进士”。过了很久，司马迁给他回了这封信。此信写于武帝太始四年十一月(公元前93年，这年司马迁53岁)。当时任安因事下狱，状况危险，所以书信中虑及任安的死。在任安为北军使者护军的时候，因他在太子刘据“造反”时采取了袖手旁观的做法，其实太子并非真反只是因“巫蛊事件”被冤枉没办法了，想杀江充以自保。
关于任安的说法，上述可谓为一说。但亦有其他说法，即任安为北军使者护军时，因其在太子刘据造反时采取了“持两端”做法，而为汉武处死。在此时，任安希图以“推贤进士为名，要求时任中书令的司马迁给予帮助。而司马迁因为自己的处境很难帮他这个忙，便写了这封报任安书。这才是为什么司马迁在任安临刑前给其写信的原因。
简析
中心论点即篇首两句。孟子提出三个概念：天时、地利、人和，并将这三者加以比较，层层推进。用两个“不如”强调了“人和”的重要性，同时反映孟子所说的“仁政”。三者之间的比较，实质上是重在前者与后者的比较，强调指出各种客观及诸多因素在战争中都比不上人的主观条件及“人和”的因素，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物。在比较中立论，给人的印象极其深刻。句式相同，语气十分肯定，斩钉截铁，不容置疑。
二三两段围绕中心论点，连用两个论据进一步论证，运用否定排比句式。第2段选取攻战的例子阐明“天时不如地利”，区区小城，四面受围而不能克，即使有得“天时”者也不能胜，旨在说明“地利”重于天时;第3段同样选取攻战的例子，旨在说明即使在占有“地利”的情况下——“城非不高”“池非不深”“兵革非不坚利”“米粟非不多”，但有人却弃城而逃，因为“地利”亦难比“人和”。这两个例子均非实际战例，而是泛指，即除特殊情况外，一般如此。因而使论战具有普遍的意义和一定的说服力。
以上三段，论证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这一观点。第4段的作用是在前三段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将论点的范围由战争推及到治国，从而全面体现孟子的政治主张，使文章更具有普遍意义。其次，“得道”实际上也可理解为“得人心”，即“人和”。(得道的意思为施行仁政)得人心者，人心归顺，所到披靡，失人心者，人心相悖，不攻自溃。因而，第4段绝非多余的闲笔。
解析
我们通常用“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句话来表示：合乎正义者就能得到多方面的支持与帮助，违背正义的就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在这里，我们把“道”理解为“正义”。那么，什么叫“正义”?《现代汉语词典》中说：“正义”是指“公正的、有利于人民的道理”。这是富于现代气息的理解，然而是和它最初的含义一脉相承的。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孟子的一个著名论断。《孟子·公孙丑下》中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这里的“畔”字通“叛”，是背叛、反对的意思。这段话是说，对得道的人，帮助他的人就多;对失道的人，帮助他的人就少。帮助的人少到极点时，就连亲戚都会反对他;帮助的人多到极点时，全天下的人都会顺从他。拿全天下都顺从的力量，来攻打连亲戚都反对的人，要么不战，一战必胜。
孟子在这里说的“得道”和“失道”的人，都不是指普通的个人，而是指一国之君。一国之君既是战争的总指挥，也是政治上的领袖。孟子通过论述战争胜负的问题，引出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观点，然而在孟子看来，“民心向背”对于战争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对于政治也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孟子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意思是说，得天下必先得民，得民必先得民心。所谓的“得民”，就是得到人民的支持、拥护和帮助。所谓的“得天下”，是指通过施行仁政来“王天下”，而不是单靠武力来争夺天下。仁政，是以德服人，使人心悦诚服，自动来归附;而以力服人，不能服人之心。在孟子看来，得天下之道，即是施行仁政。因为仁政，是“得其心”之政。
那么，如何“得其心”，即如何行仁政呢?孟子提出了“保民”的思想。保民，就是关爱和保护人民，它要求君主做到“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就是人民所希望的，就替他们聚积起来，人民所厌恶的，不要强加给他们。人民所希望的是什么呢，当然是富裕、幸福的生活。孟子认为，这是行仁政的根本着眼点。做到了这一点，然后民心归服、天下归服，是任何力量都阻止不了的。
“战必胜矣”的主要原因：“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多助之至，天下顺之”。
整体把握
这篇短文一开头就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一观点，指明“人和”是克敌制胜的首要条件。“人和”，就是下文说的“多助”和“天下顺之”，即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这反映了孟子“民贵君轻”的政治思想。宋朱熹对这一章的注释是：“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清焦循的注释是：“民和为贵，贵于天地，故曰得乎丘民为天子也。”可见这一章不是论战争，而是讲民心向背的，是借战争论述实行“王道”(即“仁政”)的重要性。由此逐层推进，短文先分别就天时与地利、地利与人和做比较，指出天时、地利、人和三因素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大小不同;最后由人和推演出“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结论，完成本文的论证。
这一章开头即提出中心论点，并用概括性很强的战例加以证明，然后从理论上进行论证，得出“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论断，阐明了“人和”的实质。短文最后以得“人和”的“君子”“战必胜矣”作结，突出地说明了“人和”是决定战争胜负最主要的条件。
本文语句整齐、流畅，一气贯注，很有说服力。比如在论证地利不如人和时，作者先用四个并列的双重否定句，充分铺张防守一方所具备的“地利”方面的有利条件，然后陡然一转，说出失败的结局，使得“地利不如人和”的结论有了很强的说服力。又如在阐述他的“得道者多助”时，作者也是先用了三个否定的排比句，顺理成章地推导出结论;然后又把“多助”和“寡助”进行对比，自然导出“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