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这个时代的文学似乎不再那么迫切地需要文学批评，至少多数的写作者，不再仰仗批评对他的告诫和提醒，他们更愿意用自己的写作来证明自己。我不否认，今日批评固有的一些功能已经分解到了其他地方，譬如媒体的议论、网络的点评、会议的发言，也是一种小型的文学批评，它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当下的文学生态。这令我想起圣伯夫的一句话，“巴黎真正的批评常常是一种口头批评。”在一次谈话、一次会议或者一次网络讨论中，关于某部作品的批评就可能完成了——这种对批评的轻浅化、庸常化，使批评的光芒日益黯淡，即便不卷入这些世俗活动的批评家，也免不了受这种批评风潮的感染。批评似乎不再是庄重的文体，而成了平庸者的话语游戏。
但批评的意义仍然强大。它不仅是一种告诫的艺术，能够有效地通过对话来影响作家，影响文学的当下进程;它还能提出一种肯定，进而昭示出一种何为值得我们热爱的文学，何为值得我们献身的精神。
无从告诫，并不一定是批评勇气的丧失，也可能是批评家缺乏智慧和见识，看不清问题，不能把话说到真正的痛处。赞美的话，作家听起来像是在赞美别人，批评的话听起来也像是在批评另一个人，隔靴搔痒不说，有些还明显张冠李戴，这就难免一些作家对批评充满怨气和鄙薄。没有睿见，那些勇敢的批评，增长的无非是文坛的戾气，这对于矫治一些作家的写作陋习并无助益。因此，夏普兰把批评名之为“告诫的艺术”，很多人只重“告诫”二字，但忽视了“艺术”——满脸怒气的告诫，激起的一定是对方的怒气，在怒气之中讨论，真问题往往就被掩盖了。
批评应是一种理性的分析、智慧的体证，甚至是一种觉悟之道，此为学术之本义。所谓“学”，本义当为觉悟，而“术”是道路、是方法;学术，其实是一种觉悟的方式，学者则是正在觉悟的人。在批评和学问之中，如果不出示觉悟之道，不呈现一颗自由的心灵，那终归是一种技能、工具，是一种“为人”之学，而少了“为己”之学的自在。所以，现在的学术文章无数，能让人心为之所动的时刻，却是太少了，以己昏昏，使人昭昭，久而久之，也就成了一种习惯，不再对学术的快速生产抱太大的希望。事实上，几年前我读王元化和林毓生的通信，当他们谈到关于文化的衰败和人的精神素质下降，我就认同了他们的感叹，“世界不再令人着迷”。只是，我心里还有不甘，总觉得世间万事原非定局，它是可以变的;人力虽然渺小，但也是可以增长和积蓄的。这也是我至今还在做着文学批评的原因之一。
除了告诫，批评还应是一种肯定。中国每一次文学革命，重变化，重形式的创新，但缺少一种大肯定来统摄作家的心志。我现在能明白，何以古人推崇“先读经，后读史”——“经”是常道，是不变的价值;“史”是变道，代表生活的变数。不建立起常道意义上的生命意识、价值精神，一个人的立身、写作就无肯定可言。所谓肯定，就是承认这个世界还有常道，还有不变的精神，吾道一以贯之，天地可变，道不变。“五四”以后，中国人在思想上反传统，在文学上写自然实事，背后的哲学，其实就是只相信变化，不相信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常道需要守护。所以，小说，诗歌，散文，都着力于描写历史和生活的变化，在生命上，没有人觉得还需要有所守，需要以不变应万变。把常道打掉的代价，就是生命进入了一个大迷茫时期，文学也没有了价值定力，随波逐流，表面热闹，背后其实是一片空无。所以，作家们都在写实事，但不立心;都在写黑暗，但少有温暖;都表达绝望，但看不见希望;都在屈从，拒绝警觉和抗争;都在否定，缺乏肯定。批评也是如此。面对这片狼藉的文学世界，批评中最活跃的精神，也不过是一种“愤”，以否定为能事。由“愤”，而流于尖酸刻薄、耍小聪明者，也不在少数。古人写文章，重典雅，讲体统，现在这些似乎都可以不要了。牟宗三说，“君子存心忠厚，讲是非不可不严，但不可尖酸刻薄。假使骂人弄久了，以为天下的正气都在我这里，那就是自己先已受病。”现在做批评，若心胸坦荡，存肯定之心，张扬一种生命理想，就不伤自己，也不伤文学。
以此看批评，当能正确认识批评的价值。批评面对的往往是具体的、还未有定论的作品和问题，但这些是文学进程中的基本肌理，也是一切理论探讨的落脚点。文学理论与文学史研究，如果不以文学批评为基础，多半会成为空论，而不是有血肉和肌理的实学。
文学批评提供的是一种不同于知识生产和材料考据的阅读感受，它告诉我们最新的文学状况，且直率地说出自己对当下文学和现实的个人看法。从这个角度说，文学批评在学术秩序里的自卑感是虚假的、不必要的。但文学批评依然面临着一个如何发声、如何立心的难题。一些批评家，试图通过批评的学术化来确证它的价值，但这条路未必走得通，因为批评一旦丧失了艺术直觉和价值决断这一基石，只有“术语水准一类的零碎”( 李健吾语)，批评就可能成为死的知识，既无冒险的勇气，也无有趣的分析，必将老得更快。因此，批评如果没有学理，没有对材料的掌握和分析，那是一种无知;但如果批评只限于知识和材料，不能分享文学精神的内在性，也会造成一种审美瘫痪。尼采说，历史感和摆脱历史束缚的能力同样重要，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近年关于批评学术化和历史化的诉求，尽管越来越强烈，但关于批评的质疑却从未断绝，原因何在?
必须警惕一种批评的依附性，“依附性”将导致批评精神的沦丧。今天，商业主义的诱惑会使批评丧失原则，而知识和术语对批评的劫持，则会断送批评这一文体的魅力。文学批评曾经是传播新思潮、推动文学进入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武器，尤其是新时期初，它对一种黑暗现实的抗议声，并不亚于任何一种文学体裁，但随着近些年来社会的保守化和精神的犬儒化，文学批评也不断缩减为一种自言自语，它甚至将自己的批判精神拱手让出，它不再独立地发声，也就谈不上参与塑造公众的精神世界。文学批评的边缘化比文学本身更甚，原因正在于此。而对文学批评独立性的召唤，最重要的是要重新认识批评的品质——批评也是一种写作，一种精神共享的方式。伏尔泰说，公众是由不提笔写作的批评家组成，而批评则是不创造任何东西的艺术家。批评也是艺术，也有对精神性、想象力和文体意识的独立要求，它不依附于任何写作，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的写作。
批评要成为真正独立的写作，就必须为批评立心。无心，就无立场，无精神维度，无灵魂，也就是没有批评之道。
那何为批评之心?我以为它至少包含义理、实证和文体这三方面。其中，又以义理为最高。批评的义理，不仅是指思想或哲学，它也是指文学的道义与艺术的原理。不合义理的批评，即便姿态勇猛、辞章华丽，终归偏离了文学的大道，而难以服人。而讲究义理的批评，又要有实证精神和文体意识，才能使它所坚持的义理得以落实。实证，就是考据，文本的考据，关乎艺术细节的欣赏，人物性格的逻辑分析，情感冲突的发现和探讨——所谓的细读，其实就是实证，是一种艺术形象的还原。文体，是说话的方式，也是语言的风采，是修辞之美，也是文章之道。古人说，“有德必有言”，这个“言”就是修辞，也是文体。有怎样的义理，也就会有怎样的文体。情感如何节制，说话如何把握分寸，个性与激情如何平衡，理性与感性如何互动，修辞立其诚，这都是文体的艺术。
义理、实证和文体，这三者是一个整体，不可偏废。三者合一，则文学批评也成一特殊的学问——义理阐明文学的德性，实证运用鉴赏的能力，文体经营批评的辞章，这几方面皆备，才堪称有学问的批评，立心的批评。为批评立心，其实是为批评找魂，找到了这个魂魄，批评才不会苟且：价值上不苟且，是义理的基础;字句上不苟且，是文体的开端。好的批评，是文学之道与文章之道的完美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