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现实深刻关注的有限中看到无限
1980年,我买了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不仅是我,我们这一代人,很多人都是从这本书开始,第一次读到西方现代主义作品。我十几年前曾写过文章,提及当年第一次读里尔克的《豹》这首诗时对我的精神冲击。从此,可以说在几乎整个80年代,我们都在狂热读西方现代后现代作品,包括各种文艺理论和哲学,深受欧美文学和拉美“爆炸”文学的影响,强调自我,认为如何写比写什么重要,如梁小斌所言; 一块蓝手绢,从阳台上飘下去,同样也是意义重大的”。
可是写了30多年,回头看我自己的诗作,诚然,如作家余华表达过的类似的观点:我以为自己是手法翻新的现代主义写作,到头来才发现其实骨子里是现实主义写作。
我曾说过:“我写关于世界的诗歌,将现代性锲入现实关怀,把个体生命融入时代语境,呈现特定生存空间的元素,同时坚信为人类写作。”与“现场”和“当下”构成紧张关系,具有面对和处理“当下”的能力,一直是我贯彻始终的有别于许多诗人的写作追求。
有批评家认为我诗歌的主调,是文化批判和社会关怀,也许是小时候读的中国传统文学“忧患”意识的烙印,特别是《诗经》和唐诗宋词深入骨髓的浸透,我自诩学习先辈屈原、杜甫那样写作,守护一个诗人的语言良知。我诗歌中的日常生活并不仅仅是个人的琐屑事情,内心的追问也不仅关乎彼岸,而与公共空间的遭遇相切。比如我1985年的诗《大迁移》就写了修电站搬迁22万多人,山民“对脚下的土地”的陌生,传统民俗的痛苦呻吟。1990年2月11日,南非当局释放他当天,我就写了《纳尔逊·曼德拉》: “真理像洁白的牙齿闪亮”特蕾莎修女刚刚过世的1997年9月29日,我写了《德兰修女》,90年代,我写了《在商品中散步》等一系列涉及中国由农业文明背景断裂为消费信息社会的诗,例如当中国的第一家商场以“广场”这种过去属于政治术语的名词命名,我写了《天河城广场》,当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之际,我写了《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关于土地的变迁。早在世纪初,我写了《太原》,其后《野生动物园》等,涉及国人当时甚少关注的环境生态问题。我很早就写了《1967年的自画像》,为小时候对文革期间武斗等事件的感受,《震惊》写了林彪9.13事件;《罗姆尼新罕布什尔胜利集会》写了美国总统选举;《给那个踢球的人当一回总理》写了欧盟的经济危机;《有关与无关》写了复杂的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关系。1987年我写《电子游戏》,2014年写《地球 苹果的两半》触及微信,科技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不言自明。而《人民》《如今高楼大厦是城里的庄稼》等诗,可借用《南方周末》的广告词,在这里,读懂中国。但我是一种倾听的姿态进入写作,并不剑拔弩张。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胡传吉说:“杨克区别于多数诗人回避世俗,或将世俗生活丑化、矮化的倾向,杨克的手法则是以一个相对温和、儒雅的方式,主动发现生活中那些温情的部分,以及生活中自含的悲剧性。愤怒出诗歌是再容易不过的,要骂、批判一个东西非常容易,但温和儒雅恰恰非常罕见却又十分有力量。这种温和、儒雅后面包含了一种智慧和冷静。”
北京大学谢冕教授这样评论我的写作“他的诗总是这样地充盈着历史和现实的广度和深度,飞翔的想象力加上对于现实的深刻关注,使他的诗总能让人在有限中看到无限,从此岸眺望彼岸。也许词语是单纯的,但展开的却是丰富和深邃。”吴思敬、杨炼、霍俊明、赵思运、龚奎林等表达了相近的看法:杨克的诗歌“在自我、他者与社会的融合与龃龉中书写底层人物的存在状态,呼吁对隐秘的社会现实的关注。在深刻沉重的同时展现社会疼痛”,“为考察一个诗人的灵魂史和更为本土化和个人化的‘中国’现实和历史场域提供了一个个缝隙或者入口”;“有效地深度介入行走着的历史语境,整合了这个时代的全息图景”;是“‘人民’和中国文化真正的容身之所”。而张柠、甘谷列和张立群则说我“漫步城市的写作”的另一个向度,“涉及一种‘新的城市经验’的表达”,是“中国商业时代的诗歌典型”。
当然一个诗人的写作不可能具有哲学的一致性,我也写语言实验的诗,关于大自然的诗,关乎自我的诗。特别是对时间的追问,是我写作的重要部分。张柠还说:杨克就是属于这样一种类型,他面对一个陌生的事物时有惊喜的能力。在现代化的生存环境里,诗人对世界的好奇和新奇能力,就是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