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对人物的把握很准确。‘准确’这个词在我这里是最高的赞扬……无论用什么语言、用什么样的方式，准确永远是一个作家的第一目标。”这是余华对张悦然的印象。的确，在试图让小说人物形象在她的世界观架构里以最准确的状态呈现这件事上，张悦然是不遗余力的。
短篇集《我循着火光而来》的发布会上，苏童为其中一篇小说《动物形状的烟火》设想了另外一种结束方式，张悦然听得认真，但她随即说到，“这牵扯到作家自己的一种审美，以及作家想展示的一种世界观和价值观”。在苏童之前，也有另个朋友针对这篇小说给出了建议：为什么不直接写跟烟火有关的这部分事件呢?那样会更紧凑。张悦然很难认同，人物背景的介绍有其必要性，她很珍视小说主人公前面的生活和工作状态。让主人公穿过一个很漆黑的隧道，随后才来到舞台的中央，这是张悦然的“准确”。
收录了《大乔小乔》、《动物形状的烟火》《沼泽》等多篇经典中短篇小说作品，《我循着火光而来》是张悦然继2016年长篇小说《茧》横扫各大图书榜单和文学奖项之后推出的全新力作。9月24日晚，张悦然与苏童、杨庆祥围绕这本写作跨度有八年之久的短篇小说集展开对谈，透过一两条忽明忽暗的线索，他们走进小说的内部，窥看骨缝幽深处的冷暖与人性。
回应自鲁迅以来的精神命题：小资产阶级从美梦中惊醒了
80后批评家杨庆祥觉得，中国现代的精神命题和文化命题还没有完成，它不停地在不同代际的人身上推进。《我循着火光而来》里面收录的《家》，就是这种推进过程中的重要作品，跟鲁迅的《伤逝》、巴金的《家》、苏童《妻妾成群》遥相呼应，张悦然敏感地捕捉到了一代人甚至数代人面临的共同话题与精神困境。“五四时期最重要的命题就是要走出去，离开大的家族，寻找自我，到历史和社会里找到自我的位置。苏童老师在1980年代晚期，把这个命题重新进行了改写，在走出去之后新女性又回到了旧家庭，《妻妾成群》其实是表达，接受过很好教育的新女性，她有很多想法，但最后还是回到了旧的家庭模式里面去。”
读完张悦然的《家》之后，我们依然可以问这个问题，我们这一代人获得自救或他救的方式是怎样的?《家》里的小资产阶级家庭，一男一女一只猫，这跟鲁迅《伤逝》里一男一女几只鸡的家庭结构形成映照。张悦然给主人公设计的出路是去汶川地震的现场，但汶川地震是一个非常偶然的历史性事件，如果没有地震，没有那么大的历史事件，我们要怎样在日常生活里面救赎自己?张悦然的《家》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一个没有英雄和没有史诗的年代，每一个普通人都要面临的问题。小资产阶级从梦中惊醒了以后怎么走?杨庆祥发现，张悦然此后的写作一直在沿着这样的空间路线，不停地往前走。
同时，杨庆祥还发现张悦然特别善于让一个人物进入一个空间，或者进入一个临界点，开始跳跃的动作。无论是阶层上的跳跃还是审美上的跳跃，这个跳跃的动作都需要被完成。动作具备很高的难度，前面有大量的铺垫，主人公做了很多很多努力，但是他(她)最终完成不了，可能会被嘲笑，会被捉弄，这其中有一种特别残忍的东西。也正是这种残忍揭示了我们这个社会与时代的真相，对于99%的人来说，“跳跃”是不可能完成的，即使是想象的层面。
“我更看重的，是徒劳的过程加诸在主人公身上的意义。”
张悦然用“一条下坠的弧线”来描述杨庆祥所说这种跳跃动作。在她作为作家的这个审美体系里，这种弧线好像是非常难以对抗的。“年纪轻的时候写的东西会更绝对一些，可能年龄再大几岁，到现在，或者再往后的话，就会生出来很多含混的东西。这种未完成的、否定的、失败的结果更彰显了过程的价值，我们都知道它最后失败，那是不是能够用这个过程来判断所有的事情?我更希望用小说去写那些被自己努力的过程而改变的人，而不是被某个结果而改变的人。去和某个人尝试着靠近，去打破某种僵局，去承担他以前不能承担的任务……这些尝试如果最终失败了，我们一定会说它是没有意义的吗?我更看重的，也许是徒劳的过程加诸在主人公身上的意义，更多的时候，我们是被这样的过程所改变，所影响。”
小说《家》写于2010年，张悦然透露，就是在那个时候，她意识到自己在产生某一种改变。那个时候的写作速度变得很慢很慢，没有写长篇，就用一种特别慢的速度去跟一两个短篇搏杀、决斗。在这之前的写作，是一种空中楼阁式的想象，是作家之于写作的霸权。但当她渐渐地走入这个世界，了解到更多的现实，这种霸权失效了，她意识到自己需要去遵循现实中的规则，正是这种小说与现实关系的认知转向，酝酿了《家》这篇小说的尝试。
至于为什么会写到汶川地震，这与张悦然的一段亲身经历有关。“大概是地震发生的第三天还是第四天，我和朋友决定去汶川地震的现场，买了一张机票就要走。当时我们家有一个钟点工阿姨，这个阿姨的家在四川广元，广元不是中心震区，但是也深受地震的影响，她们家的房子都塌了。阿姨的选择并不是马上飞回家去，因为房子塌了，她更需要的是钱，所以她需要更多的时间留在北京，赚更多的钱。我把我要去四川的决定告诉阿姨，她感到非常不理解。”
这样一种颇有戏剧性的对话是值得深思的，用张悦然的话来说，她和阿姨之间发生了某种身份的对调，作为旁观者的张悦然，亟需参与到这个事情当中来，实现她个人精神上的某种解脱;作为亲历者的钟点工，却非常冷静，她要照顾雇主家的猫，同时承担着发生在自己家庭的巨大悲剧。“阿姨的房子塌了，而我急于飞去四川，如果不那么危急的话，我也不会冒着生命的危险飞过去。我意识到这两件事可能是同样重的。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很难比较人和人之间的痛苦。不能因为我所写的人物不是底层人物，不是那些被物欲损害的人物，他们的痛苦就更小，就没有那么急迫。我们要知道那些痛苦也同样会让他们活不下去，使他们出逃。我并不关心他是谁，他是亿万富翁，他是乞丐，对于我来说，我不会做这样的价值判断，我只关心这些痛苦对于他们来说是不是急迫。”
写小说就是搞事情，苏童和张悦然都不是搞大事情的那类作家
《动物形状的烟火》和《大乔小乔》是苏童在这本集子里最为喜欢的两篇。苏童觉得，用最通俗的话来说，写小说就是搞事情，每个作家的选择从来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喜欢搞大事情，比如托尔斯泰;有的人更关注小事情，他本人和张悦然应该都是这一类。在此基础上，《大乔小乔》则是在人物设置上企图心比较大的，大乔、小乔是一对姐妹，原本小乔是一个不该出现的生命，她的父母想要通过引产的方式将她的命运终结，但是呢，她活了下来。
在这个小说里面，苏童看到了张悦然作为一个出色的女性作家非常锐利的目光。阅读者的心会因为这对姐妹的关系变得忽冷忽热，这种本能的担忧和压迫感是张悦然塑造出来的，姐姐的存在是一种天然合理的存在，而妹妹是意外存在的生命，讲述两个生命在一生中如何相处，这是很大的命题。
顺着大乔、小乔这一对姐妹的人物线索，杨庆祥提到张悦然在小说里最擅长表达的一类亲密关系，两个同性之间的关系。他问张悦然，在我们正常的理解中，亲密关系应该在男性和女性之间展开，为什么在你这里变成了两个女性呢?
张悦然觉得这可能是一种潜意识里的东西。“坦白讲，有时候我构思小说的时候里面并没有另外一个女孩，只有一个女孩，但另外一个女孩会慢慢慢慢在故事里面浮现出来，会变成一个像幽灵一样的角色，就像我现在坐在台上，我是一个女主角，我在下面左顾右盼好像在寻找某种东西，直到另外一个女孩在底下朝我招了招手，我忽然之间就感到安心。有时候这两个女孩并不是在最初的构想中就存在相爱相杀的简单关系，而是另外一个女孩承担起了某种叙事中的责任，她把这个故事向前推动，走向最后的结局。”这或许跟女性之间的一种“镜像”关系有关，她们可以通过对方看到自己，看到自己所深处的处境，无论是和男性的关系，和社会的关系，和世界的关系，所以小说里需要这样的存在。
